提及西晉的歷史，很多人都是痛心疾首，由于其在嬗代之路上沾染了太多的血腥，以致于對于西晉總是貶多褒少，而司馬昭命令賈充殺害魏帝曹髦的舉動更是被世人所詬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這之后成為了野心家的代名詞。

而對于西晉皇帝開國皇帝司馬炎，作為魏晉時期一個極為爭議性的人物，歷史也終究對他是褒貶不一的。《晉書》的作者房玄齡在書中的評價在筆者看來是相當的公正的：他一方面肯定了晉武帝司馬炎的歷史功績，肯定了其對歷史的貢獻；另一方面也對其晚年的怠政做了批評，認為西晉的滅亡和武帝是不無關系的，并在結尾處警醒世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

在以往的觀點之中，由于對西晉這個朝代并無多大的好感，所以大多數人都用有色眼鏡來看待晉武帝司馬炎，認為其只是一個靠著祖輩、父輩余蔭的二世俎，一個只知道享受的“官二代”。然而再一次翻看《晉書》，筆者也不得不略微改變一種看法：

如果其沒有一定才干，那么其如何能在魏晉嬗代之際的朝局之中坐穩皇位？如果其沒有果斷的決心，統一中原的大業又怎么可能在他的手上完成呢？如果沒有高超的政治手段，又怎么可能把世家門閥壓制得死死的？而他在位時頒布的“占田制”、“分封制”也一直為后世的十六國以及南北朝諸君所沿用，故對于晉武帝我們不得不略微做一個改觀，因而對于晉武帝有時候我們也不得不做一個正面的估價：

完善田制：保障門閥利益的同時卻也極大限度地抑制門閥勢力的發展

對于晉武帝我們常說他對于世家門閥太過縱容，以致于造就了“上品無寒門”的局面，然而世家的壯大如果真要追溯的話可以追溯到曹魏時期，若非曹丕對世家采取妥協態度，又怎么可能影響后世呢？也正是曹丕過度的信任世家最終才為司馬家做了嫁衣，而到了西晉初期世家坐大的局面已經不可逆轉，如果強行削弱世家的利益，那么依據當時的形勢西晉可能會提前爆發內亂。

因而司馬炎就只能對其采取既是拉攏又打壓的一種策略，占田制之中就可以看到晉武帝在對待世家問題上的高超手段。

關于占田制的誕生以及詳細資料筆者就不多做介紹了，在各大資訊網站上都有其資料，我們主要來說說在占田制之下司馬炎如何保障世家利益的同時卻又對其再加以限制。

世家是魏晉時期一個特殊的群體，在那個時期皇帝要想鞏固其地位就必須得對這群世家加以籠絡，占田制很大程度上照顧了他們經濟利益：

占田制之下的世家是不需要繳納相應都賦稅的，而當時承擔賦稅的重任都由占田制之下的占田民來承擔；在當時動蕩的年代之中，世家擁有很多的藏匿人口，而其又承認了世家對于這些佃客的合法性，讓這些佃客為世家服務，照顧了世家的情緒。

過度照顧世家利益必然會導致民怨沸騰，因而占田制看似是照顧世家利益，然而我們從他的制度之中也可以看到占田制對于當時的世家是一個極為不小的打擊。

《晉書.食貨志》：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

從《晉書.食貨志》之中可以看到：一、二品官員占田五十頃，這個看似不少，然而與曹魏時期何宴等權臣一人獨占數百頃良田相比，這五十頃良田就顯得少得多了：就庇蔭佃客來說，一二品大官庇蔭五十戶人家并不算少，然比起之前司馬睦一人庇蔭七百余戶佃客相比也是好了不少。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西晉的占田制是在保障世家最大利益的同時又極大的限制與打擊了世家的發展空間。

而且占田制的應用對于當時的平民百姓來說也是具有諸多便利的：

與之前的屯田制相比，占田制之下的農民的負擔減輕了不少，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占田制之下迫使世家釋放了眾多的佃客，從太康元年到太康三年猛增的人口數量便是有力的論證。可以說西晉初年出現“太康盛世”的局面是司馬炎其不可磨滅的功績。

《晉書。食貨志》：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

分封制并非一無是處

如果說西晉滅亡的源點那么無疑是“八王之亂”，正是由于司馬氏宗王的內訌才導致了之后的“五胡亂華”，而“八王之亂”的源頭無疑是“分封制”，而在漢朝“分封制”的基礎上司馬炎又做了進一步的改善：

1.罷置州郡兵；2.與都督制相結合，讓司馬氏宗王擔任都督，掌控兵權。使得宗王的權力進一步擴大。

固然分封制可能是導致“八王之亂”的一大誘因之一，但這并不是全部因素，司馬炎并非沒有看到漢朝“七國之亂”的局面，因而在其執政生涯后期又多次加以完善分封制，比如改封皇子稱王等舉動拉近皇室間的距離以及非宗王不得都督關中等舉動，擔任地方都督的宗王只有軍事監督權并沒有調動權，要調動軍隊還需要軍司的批準。

因而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筆者認為司馬炎大肆分封司馬氏諸王的并非是其短視，在當時世家豪門在朝堂以及地方逐漸崛起之時分封諸王牽制豪強的確是一個極為明智的舉動，否則的話司馬家的江山可能會重蹈曹魏的覆轍。

由于宗王在地方上有很大的自主權，其必然會與地方豪強產生摩擦，這種情況之下宗王便會采取提拔寒門對抗世家的做法，諸如司馬倫提拔孫秀，司馬越提拔茍晞等等。在朝堂之中司馬炎曾經希望利用汝南王司馬亮的宗王集團來牽制楊駿的外戚集團，若非司馬亮自身之原因導致楊駿坐大，這之后或許能少一些變故也未嘗可知。從楊駿干政、賈南風亂戰再到五胡亂華等措施來看，司馬氏諸王在拱衛司馬氏的統治之時的確出了很大的力氣。從這可以看出，司馬炎重新廢除郡縣制改用分封制并非是短視，因而有時候對于晉武帝廢除郡縣制的舉動并不能一味批評，其并非不想集權，實在是形勢所逼而不得不采取這種舉動。而且之后的十六國政權再到南朝諸帝都是分封王子拱衛江山，從這可以看到晉武帝的施政特點也一直為十六國以及南北朝各路諸侯所效仿。

晉武帝的用人之道

晉武帝在處理政事方面是有得有失，在其品格方面也是具有極為大的爭議，在之前筆者也寫過一篇文章來論斷晉武帝司馬炎，當然那篇文章筆者也不打算推翻他，每一次看史書都有不同的感悟，且晉武帝本身就是一個較為爭議的人物，然而我們從晉武帝的用人問題上可以看出晉武帝高超的御人有道。

對待功臣集團晉武帝司馬炎剛繼位之時沒有極高的聲望，由于其父司馬昭對其保護的太過嚴實，因而在晉武帝剛登基的這段時間他為了鞏固皇位其所能依靠的只有賈充為首的西晉功臣集團。對于賈充的定位，我們一般對其都定義為“諂媚之徒”、“權臣”等諸多不好的詞匯來形容他。在賈充等人的幫助下，晉武帝得以在和司馬攸的相爭之中順利奪位，也得以能夠順利坐穩皇位，因而其投桃報李的給予了賈充諸多的權力。

晉初賈充權力的權力可以用權傾朝野來形容并不過分：一方面他和荀勖、馮妉等人組成了龐大的“賈家黨”在朝廷之上立足；另一方面他由于位居中樞機要，攀附他的人也多，因而也籠絡了不少人。甚至當時位居三公的何曾都要攀附賈充，可見賈充的權勢龐大到了何種地步。

然而我們從賈充之后的遭遇可以看到，對待功臣集團他并不是對其聽之任之，一旦賈充等人對其產生威脅，那么其馭人之道便展現的淋漓盡致，賈充頂著個“權臣”的頭銜然而至始至終其卻始終未能對晉武帝產生威脅，這從幾件事就可以看出：

公元270年，秦涼之變爆發，坐鎮關中的秦涼都督被胡人所殺，此時賈充是司馬攸的老丈人，已經對太子的地位構成了威脅，晉武帝直接讓賈充都督關中，若非荀勖等人出謀劃策西晉朝堂就沒有賈南風了。公元274年左右，正當盛年的晉武帝突然病危搞得一時間人心惶惶，而夏侯和則趁此機會攛掇賈充擁護司馬攸為帝，歷史諸多學者認為賈充是太子最堅強后盾。然而賈充在此時卻未能堅定的支持太子繼位因而有了一絲猶豫，后來司馬炎痊愈之后毫不留情的剝奪了賈充的實權，從此賈充正式告別中樞。從這幾件事上可以看出，晉武帝對待賈充等功臣集團是很矛盾的，即重用他們的同時卻也在防著他們，并利用庾純、任愷等人來牽制賈充，從這可以看出在駕馭臣子方面晉武帝具有極為高超的手段。

為政寬仁要說晉武帝當初為什么能夠擊敗后來的齊獻王司馬攸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要知道比起司馬炎司馬昭更屬意司馬攸：

司馬炎的嫡長子身份幫助了他，在那個宗法制下的封建制社會，“嫡長子繼承制”始終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比起司馬攸，司馬炎的情商不知道高了多少，在兩人相爭之時，司馬炎上下串聯暗中活動，依次搞定了賈充、山濤等等，他們都分屬不同陣營，卻不約而同的支持司馬炎，可見其高超的情商；還有一點也是極為重要的，即司馬炎待人較為寬仁，司馬昭奪位之路上沾染了太多血腥，需要一個較為仁厚的君主來撫平這些傷口，我們從《晉書》之中可以看到，這是賈充的意思。事實證明賈充的說法具有一定的依據，我們從這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之中就能看到司馬炎在其施政問題上較為寬仁的一面：

在處理民生問題上能夠重視百姓的疾苦，《晉書》之中也有能夠記錄看到其體恤百姓的一面，比如多次釋放奴隸，勸課農桑，整肅冤案等一系列事件都可以看出其為政寬仁的一面。在處理齊獻王司馬攸的問題上，他雖然對其心存芥蒂，可卻始終沒有下定決心殺他，反而把他居于朝中要職，就算是司馬攸在其病重之時有篡位之舉他也沒有殺他，直到司馬攸徹底威脅到了太子司馬衷的地位，才在司馬炎的主導下迫使其歸國。在對待降臣的問題上他沒有大下殺手，反而加以籠絡，對于劉禪他并沒有下手殺之，反而保障其榮華，也為其籠絡蜀中人士奠定了根基，而對于孫皓也沒有大下殺手，同時加以籠絡吳中士人。重用直臣，曾經司馬炎問劉毅他可以比作漢代哪個皇帝，劉毅回答他堪比桓、靈二帝；晉武帝曾經問和嶠太子的行為如何，和嶠說其行為如故。無論是劉毅如何罵他、和嶠如何的政見不同，他始終沒有痛下殺手，反而常以一如既往重用這些直臣。

晉武帝的用人寬仁是其執政生涯的一個特點，在古代皇帝都有卸磨殺驢之舉動，然而晉武帝始終未曾枉殺大臣一人：這一個原因是當時世家坐大，貿然殺之牽扯太廣；也有一個原因是他自身性格的特點。然而也由于其性格過于寬仁，不得不說埋下了諸多的禍患：

沒有樹立一個威嚴的君主形象；對大臣的大過小過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導致他們更加的囂張跋扈。

之前筆者也論斷過一篇關于司馬炎的文章，筆者在其中對其并無多大好感，當然筆者本身不打算推翻原先的論斷，正如之前所說，每多讀一次史書就多一次感悟，對于晉武帝筆者的看法就如同《晉書》之中一般：既要肯定晉武帝統一天下、改善田制、重用能臣等一系列功績；也不能否定他晚年奢靡怠政、托孤不正等一系列導致西晉直接滅亡的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