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安史之亂是唐朝歷史的轉折點，那么潼關之戰則可以稱為安史之亂的轉折點。

在這次大敗之前，唐王朝雖然在叛軍的圍攻下左支右絀，但是由于盛唐積累的豐厚底蘊，安祿山未必真能謀反成功。但可惜的是，這種均衡而清晰的局勢，卻因為潼關之戰的慘敗而逆轉。

唐玄宗強令哥舒翰出關迎戰，隸屬駁雜、士氣不振的二十萬唐軍，在叛軍的連環攻勢下丟盔卸甲，甚至“自相斗殺”，最后生還入關者只剩下區區八千士卒。而唐王朝的腹心之地——國都長安，也就此暴露在叛軍的視線當中。

如果玄宗對當時的戰局并不加以干涉，那么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這些公認的宿將，到底能不能在潼關將安祿山的謀反大軍擋住呢？

大多數人在復盤這段歷史的時候，總會提及郭子儀、李光弼聯名上書玄宗時陳述的戰略：哥舒翰繼續固守潼關，而由郭、李兩人各領軍隊，直取叛軍中樞范陽城。

在當時來看，這一戰略的確有一定的成功幾率，尤其是少數精銳部隊進攻范陽這一構想，與《孫子兵法》中“凡戰者，以正輔，以奇勝”的思路一致。更重要的是，在當時安祿山的老巢，的確出現了一系列內部問題。

作為唐朝所設立的節度使，安祿山其實正是依靠這一身份培植自己的親信和勢力，這也是他最后得以做大的原因。但節度使畢竟不是一方諸侯，即使是他影響力最為深厚的河朔地區，依舊不能達到只手遮天的地步。

在安祿山舉兵叛亂后不久，常山太守顏杲卿就設計斬殺了安祿山留守常山的叛將，并發檄文傳告周邊各郡縣，撥亂反正。如此一來，常山郡這樣一座在當時并不惹眼的城市，成功釘死了叛軍后撤和補給的退路。

這也是安祿山在進攻潼關之前進退失據的根源。郭子儀等人之所以敢于定下這種直搗黃龍的激進計劃，其實也與顏杲卿在常山的呼應有關。

但可惜的是，構想依然只是構想，對于古代書法作品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知道，顏真卿曾留下《祭侄文稿》這樣一部充滿悲憤郁結之氣的行書作品，這部“天下第三行書”即是他祭奠自己從侄顏季明的草稿。它的背后正是顏杲卿父子固守常山郡最終闔門被害的慘禍。

顏杲卿等人的死，既是因為雙方實力上的懸殊差距，也與當時的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故意爭功有關，《祭侄文稿》中所謂“賊臣不救，孤城圍逼”就是指的此事。

從時間線上來看，在潼關之戰前，李光弼所領“步騎萬余，弩手三千”已經沿著太行山井陘口進入河北，但是這支軍隊并未能挽救勢如危卵的常山郡，更沒有能夠趕在潼關之役前攪亂叛軍老巢，除了“嘉山之役”收復了河北十三郡外，整個河北幾乎全部淪陷敵手。

可以說，在實施過程中，固守潼關等待敵人自亂陣腳的戰略，在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可行性。當然，歷史中的線索紛繁復雜，就像蝴蝶效應所講的那樣，哪怕是稍微改變一兩個限制條件，最后都有可能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結果。因此，我們也不能就此認為，突襲范陽的戰略目的就一定不能實現。

但更加殘酷的現實情況是，即使唐玄宗對于哥舒翰不加干涉，哥舒翰等人也不一定能守好潼關。因為潼關之敗，并不完全是玄宗“遠程微操”的結果，將領、文臣、皇帝，三股力量之間的矛盾，早在戰爭爆發前就已經埋下。

以哥舒翰為例，這位胡族將領因為史書中“慟哭出關”的記載，而幾乎被人們看成了整個事件中的“完美受害人”。但實際上，他在戰前的一些騷操作也同樣令人窒息。

比如，他因為與節度使安思順（相傳是安祿山從弟）不和，于是在安思順受安祿山謀反一事牽連被解職奪權后，想方設法的偽造了一封安祿山與安祿山勾結的信件。于是，這位前朔方節度使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玄宗處死了。

而更令人窒息的還在后面，安思順死后，他瞄向了另一位對頭——楊國忠。他的親信王思禮曾經多次建議他劫殺楊國忠，他雖未直接同意，卻有意無意地削奪楊國忠所培植的軍方勢力，比如楊國忠的死忠杜乾運，就是被他找了個借口調至潼關后“軍法處置”的。

想想看，如果你是楊國忠，遇到這樣一位有著“無中生有”技能的仇人時刻沖你搞小動作，你慌不慌？

事實上，楊國忠在潼關之戰中，最為人不齒的并不是他想要置哥舒翰于死地，而是他在大戰前夕，可以不顧身份、不顧立場，毫無節制地構陷前方統帥，以至于導致一場國運之戰的失敗。

但如果但從手段上和行為上，楊國忠與哥舒翰都難逃公器私用的罪責。

這可能才是大唐由盛轉衰的真相：無論是當朝宰相還是軍中大將，都可以在事關自己利益時毫無底線地去構陷和謀害同儕，甚至不會因為這些行為而遭到懲處。

當這種現象大規模出現時，維系規則運行的秩序就已然失效，這個帝國的衰落和破滅，也就成了應有之義了——即使沒有潼關之敗，也會有其他在人們預料之外的失敗，將整個帝國拖入泥沼和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