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政權建立于25年，歷經大約195年光景。在它的前期，也就是光武帝劉秀在位時期，差不多30多年的時間，國家曾出現過一段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稱“光武中興”。劉秀是東漢的開國皇帝，他以“中興之帝”的形象在漢朝歷史上占據一定的地位。

關于劉秀起家，這與新莽末年的社會動蕩有直接關系的，據《后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劉秀是劉邦的嫡系后代——第九世孫，不過由于漢武帝推恩令的緣故，傳到他這代時，幾無祖上榮光，父親只不過是當時濟陽一小縣令。

但盡管沒落如此，劉秀骨子里還是有著一些傲氣的，他依舊有著不小的抱負，大家耳熟能詳的“做官當做執金吾”就是從他口里傳出來的。(執金吾相當于當時京城的軍隊統領，現在的衛戍區司令，可見官職不低，雖然當時還可能沒有想做皇帝的野心，但野心是隨著人的人生經歷逐漸成長的，在早期就期望執金吾，說明劉秀還是敢想的）

正是因為這早年的抱負，加上突如其來的新莽暴政所帶來的機遇讓劉秀看到了能夠有一番作為的希望，于是有了后來的宛城起兵。而通過起兵后的一番操作加運氣成分，劉秀兄弟的劉氏政權愈發壯大，并在昆陽之戰大顯神威，與綠林軍一起擊潰了新莽主力，不僅使得新莽自此大勢已去，也為劉秀自身積累了名氣與身望，為之后打下天下奠定了一定基礎——而實際也確實如此，后來劉秀被更始帝猜忌，出走河北，能夠快速組織實力，立足河北，然后奪取天下，就是證明。

但自古就有句老話“奪天下容易，守天下難”，劉秀亦是如此。劉秀用了十二年結束戰亂，卻用了三十年左右時間精心治理天下，也正是由于劉秀如此的勵精圖治，這才有了后來的中興盛世。說到這里，或許大家不免好奇，劉秀到底用哪些治理天下的詳細舉措，才創出如此中興盛世的呢？

其實劉秀在稱帝后不久，就曾表現出其獨到的治國理念，那就是在大體方針上是以柔治國，比如他曾說道：“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這個“柔道”毫無疑問就是所有領域的治國措施都會是一些比較寬松、不采激進的政策，說到底無非是輕徭薄賦那一些套路，目的自然是為了讓老百姓能夠容易接受，從而促進社會發展。當然劉秀用柔也有自己曾當過百姓有關，畢竟深知底層百姓疾苦，會多考慮到一些東西。

說完了大致方針，接來咱們來說一些具體的，最具體的表現在經濟層面。

新莽以來，社會持續動亂，經濟破壞嚴重，這在東漢建立初年，毫無疑問依舊是大范圍存在，而這類現象的出現，伴隨而來的則是令每個時代的君王都恐懼的土地兼并問題。土地兼并一直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巨大頑癥，畢竟當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手中之時，必定會直接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從而至使小農經濟的主體農民的破產，而農民破產很容易成為社會的一大不穩定因素——比如時機一出，就會在誰誰誰的領導下，順勢起義。

當然了，農民若流離失所，一般還會選擇賣女來維持生計，這就使得很多女性淪為奴婢，雖然劉秀曾多次下達過有關強制性釋放奴婢和關于嚴禁虐待奴婢的詔令，使得了一些奴婢變為一般的農民，緩和了一些社會矛盾，但依舊是治標不治本。

因此，為了更好解決土地兼并問題，劉秀開啟了新舉措，那就是搞一次全國性的土地普查——度田令，“度”就是丈量的意思。劉秀派官員到各地丈量有土地的人家，目的無非是打算去針對性質的限制或者削弱一下那些大地主，讓他們無資可隱。

如此針對地主階級，毫無疑問地主們很是反感，立馬對其表示強烈抗議，不過在劉秀的武力加鎮壓下，反對聲逐漸平息。不過后來由于一些因素，劉秀還是選擇了向地主階層妥協，但地主階層也由于懼怕劉秀，同樣選擇了退讓。而由于兩方的都讓步，使得土地兼并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和，這則為后來的經濟社會復蘇奠定了良好基礎。

一個盛世的誕生需要經濟發展，同樣也離不開國家政局的穩定，而要想政局穩定，統治者對政局的有效把控，對下層官吏的良好制約監督，都是硬性要求。

1.處理功臣問題

劉秀能夠成功開創王朝，離不開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兄弟，這些兄弟在劉秀成為皇帝后，很多都掌握大權，這自然是東漢這個剛新生王朝中一個不穩定因素。劉秀這時所面臨的處境一定程度上與先祖劉邦相同，但他并沒有采用誅殺功臣的辦法，而是用了“養功臣”的方式，他讓那些功臣取得相應的利益，同時自愿選擇政治上、軍事上退了下來，這就是著名的“退功臣，進文吏”。

其實這與后來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具體做法無非就是劉秀選一個好時機把開國功臣都被“請”了下來，把他們養起來，分給他們相應的土地、人口。同時還會給這些人一個看似很大的官銜叫作“奉朝請”，“奉朝請”實際上是個虛銜，沒有實際上的這個權力，只是到了朝廷辦慶典、朝會的時候請他們前來參與，看起來就是十足的榮譽官職。

2.制約官吏

在處理完功臣隱患同時，劉秀也著手制約均衡其手下官吏，他繼承了從漢武帝那來的一個舉措，那就是對內朝官予以重任，具體的措施就是設立了尚書臺。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的一個文字秘書，負責替皇帝上承下達一些文件，沒什么地位，但是漢武帝時候把尚書的地位提高了，到了劉秀的時候，干脆就把尚書組織了一個機構叫做“尚書臺”。

此機構建立的目的就是抑制外朝的三公，比如太尉、司徒、司空，權力會一定程度轉移到這個尚書臺手里，這個時候“尚書臺”也相當于是皇帝最信任的一個工具。其實這在《后漢書-仲長統傳》里面也特別提到，尚書權力加重的原因——就是劉秀感覺到前朝皇權下降，導致一些權臣掌權，劉秀覺得一定要把這權力收回來，即“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3.監督官吏

均衡做了，監督自然也不會落下。劉秀的監察制度一定程度上學習了漢武帝的，算是對前漢的一個延續，但是劉秀做的更加的具體豐富，比如劉秀對漢武帝設立的刺史制度予以加強，而且還規定刺史掌握的情況可以直接向皇帝匯報，不用經過三公，這樣刺史在對官員監察的時候就更加便利了，因為他是直接跟皇帝對話。

再有就是對“司隸校尉”也予以了權力的加強，它是主要以監察京城的官員、管理京城的治安為主。劉秀在位期間，甚至讓他們參加朝廷議事，地位在九卿之上（九卿是朝廷官，司隸校尉是地方官，從地位上講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使得東漢一度出現了“三獨坐”的說法，即東漢一朝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司隸校尉、尚書令、御史中丞有專席，他們有特殊的使命，受到皇帝特殊的重視，所以號稱“三獨坐”。

這樣一看，如此全方位的監察制，可以說除了皇帝以外，無論京城還是地方的官員都在監察之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吏治的清明和政令的暢通。

4.培養官吏忠君思想

均衡，監督都有了，若你要是以為這已經是全部了，那就是錯了。劉秀甚至深入到了官吏選拔。他非常重視太學的建設，太學選才注重有品德、名聲還有操節，培養學生那種需要自己挺身而出之時義無反顧的思想。

當時劉秀為了擴大影響力，在后來不斷把太學的規模擴大，以至于東漢后期，太學生達到了三萬人之多，這些太學生高度集中于當時的國家中心洛陽。劉秀做的這些，其深層含義不難理解，自然是為了培養未來官員的那種忠君愛國思想，維護統治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