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歷經167年而滅亡，由其根深蒂固的體制缺陷而引發的三冗之患，自太祖趙匡胤建國以來制定的右文抑武國策開始，至宋欽宗靖康之難為止，大宋“積貧積弱”的狀態始終不變，無法有效解決，最終積重難返，戰敗亡國。

而大宋在覆滅之前，面對自身嚴重的積弊問題，還是做過補救措施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變法。不過最終卻宣告失敗，雖然沒能改變北宋走向滅亡的命運，但是卻將大宋王朝中深層次的、難以有效解決的核心問題揭露出來。而這一核心問題，不僅僅是趙宋一家的特殊問題，更是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王朝始終都要面對的戰略問題——黨爭。

王安石

其本質上就是就是吏治出現了問題，就是約束和規制官僚隊伍的管理事業出了問題。這一問題在人治的封建社會里就會被異常放大。人是社會的核心樞紐，那么官僚隊伍就是國家機器運作的核心樞紐，加之崇尚右文抑武的理念，文官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就會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北宋三冗之患的關鍵，也就在于此處。

可惜，北宋官僚隊伍大面積腐化，在王安石推行理財措施時、在宋軍并夏戰爭中，其起到的阻礙作用遠大于積極作用，文官集團得不到削減、地主階級利益得不到重新洗牌，北宋的三冗之患就不可能徹底解決，在戰場上亦無法高效發揮宋軍戰斗力，城破亡國則是指日可待。

文天祥被俘

而北宋所面臨的黨爭這一吏治問題，從更高的維度上講，則是以儒家思想為治世指導的封建大一統王朝，在統治思想上天然的缺失法治精神。其以仁義為核心的禮治思維，對封建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建設都有著天然的阻礙性。官僚隊伍腐化墮落的問題始終難以有效規制，每每遇到經濟危機，階級矛盾就難以轉移，農民起義頻繁。

隨著危機的異變，負面影響也就愈加深刻，社會弊病積重難返，政權隨之滅亡而新政權順勢建立，新政權建立又一次采用儒家思想治世，前代遇到的根本性亡國之原因仍舊得不到解決，政權再次破滅，又一個新政權崛起重新洗牌，繼續采用儒家思想治世……這種相繼更迭循環往復的政權變化現象都有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黨爭，基于這一普遍問題，中華歷代大一統王朝皆不過300年的現象就不難解釋了。

可以說，儒家思想毒害中華兩千余年，其罪過不可掩蓋更不可以美化，有就是有，錯誤之責，難辭其咎。然而也不能片面的將一切弊端全部推給儒家，今天不是過去，我們可以更加客觀理性的去認知儒學的功過，其能被歷代統治者不遺余力的支持，定是有一定的歷史現實原因的。

因為儒家思想相比法家思想，有一定的君權約束能力，在落后的封建時代，法家的弊端被放大，而儒家克己復禮的優勢就得以發揮出來。

中國的封建社會之所以長期采用儒家思想作為統治之術，除了為避免法家亡秦的后果再次產生之外，最關鍵的還是儒家知識分子所主張的禮治，擁有法家所欠缺的君權約束能力，儒家以其克己復禮的核心思想直達治世的關鍵所在—人自身之上，使得君主以仁義之德約束自身言行，百姓以忠孝之禮指導自身立世。進而達到社會上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安定團結，人人怡然自得，國運長久，天下大治。

且儒家的這種禮教治世方式，相比于秦朝對于君主無上權力的放縱，和嚴密控制百姓生產的法治來說，更具寬容和人道精神，不僅鼓勵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國家建設事業，還倡導政府對百姓輕徭薄賦、勸課農桑。更加為地主階級和底層群眾所支持，同時又順應歷史趨勢，符合社會秩序的變革需求。

亞圣孟子

而為了達到上述天下大治的目的，儒家知識分子們，提出了君主仁政的理想形態，正如孟子所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若要達到如此強盛的治世效果，君主只須順應天道，取仁義之法，行仁義之政，使之縱行于世，進而獲得臣民擁戴，臣民擁戴則令四方萬邦視之而無不順從，萬邦順從，則必無敵于天下。天下無敵，則世之秩序井然，社會蒸蒸日上、百業興隆。對于當時之帝王而言就已經達到仁政的理想狀態，君主則可以垂拱而治。

故而君主若有安定天下之心，則須修身養性，以儒家思想克制自己言行情欲，影響自己為政為仁。古之大唐賢臣魏征就曾向太宗李世民進諫《十思疏》，強調為上者若想成就垂拱而治、國運長久之功業，必須居安思危、戒驕戒躁、賞罰分明，進而“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使“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令朝中“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君臣和諧則盛世必開，盛世開方能使得萬國衣冠朝拜大唐，歸順中華。

魏征與李世民論政

如果僅僅以仁義之道約束帝王行為就想達到治世，那么這肯定是幼稚且妄想的。儒家既然堅持禮治，那么治人才是相較于制約君權更為重要的關鍵環節所在。而治人就要直達關鍵之中的關鍵—知識分子。《中庸》曰：“君子動而為天下道，行而為天下法，言而為天下則。”只有將知識分子培養成社會的骨干精英，即君子，才能將仁義之德、圣賢之道傳播并影響統治者，才能將忠孝之義、榮辱之禮教化全民，最終才能保證社會興隆天下昌盛，治世不請自來。如王安石《王霸論》所言：“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

所以，培養人才至關重要。在這一任務上，儒家強調士人要有理想、有抱負、有追求，敏而好學、見賢思齊，修身養性。既能于平凡之中安貧樂道，又能于非凡之中守中從禮，任人生起伏，不墜青云之志，始終保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高尚精神。使士人盡己所能謀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功業。

孔子

試想，社會的核心若是被大量的圣賢君子所治理，那天下世人之品行何能不端正，君主又何能不奉仁義之道，諸產百業何愁不繁榮？故培養一幫持正義、行正道、事正業的人才，成為士之君子非常必要。不僅為世人提供學習榜樣，又能為國家提供賢能精英。

儒家知識分子的這筆賬算的確實精妙絕倫，可惜在當下時代都難以做到的君子要求，在封建社會之中，尤其是缺乏全面法治認知的封建社會之中，就更難以做到了。

儒家思想謀求王道天下，依仗圣賢君子，單純認為士人讀圣賢之書便可受教化而克己復禮達到人才標準，此實為幻想。殊不知達成君子的標桿要求，必須通過自身實踐以及師者指導才能將圣人智慧融會貫通。明朝大儒王守仁對此也十分認同，其言“圣學只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必須“知行合一”。讀書更要配合身體力行，若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使自身的實踐與頭腦中的圣賢之道進行碰撞，如此方能成圣賢之道為君子之人。

奈何古來圣賢皆少數，士人群體又豈能百分百成為君子，君子比例甚小又怎能完成大規模批量化的精英培養？且世之踐行之法各不相同，心與力之所成亦有高低，在思維意識之上如何做到人人認同圣賢、人人踐行仁義？君子少數，士族與官僚內部就無法秩序井然，對于君主的約束和指導就不能保證路線方針一以貫之始終執行。

向下教化同樣就無法達到秩序井然，社會各階層各家庭的天然力量參差不齊，如何保證人人成為遵紀守法、知足常樂的臣民？士族都做不到，更別提老百姓了。所以千古以來，儒學始終是被作為統治之術的一個輔助工具而已。官僚體系到底無法得到強有力的約束。

而到了北宋，儒家思想的治世弊端日益凸顯，對于皇權和官吏體系的約束效力逐漸式微，終其一朝，黨爭亂象不止。

中唐以后，門閥士族在藩鎮割據、互相混戰的形勢下走向沒落，儒家知識分子逐漸失去了保持強大優勢的基礎力量。大宋建立后，趙家削弱宰相，弱化地方，壓制武將，集軍、政、財大權于一身。除此之外，北宋在統一中國的進程中對于其他割據政權的舊臣予以招降，甚至不削其官位田祿，與趙氏一族共享天下，皇權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加之宋廷右文抑武、廣泛取士、不抑兼并，寒門庶士階層逐漸崛起，稀釋著門閥士族在官場上的比例。士族約束君權的能力進一步遭到削弱。

隨著對外戰爭的結束，對于國家和社會的管理，庶士出身的地主階級力量超越了士族力量，達到了空前強大。文官滲透到各主流領域。龐大的官僚隊伍臃腫低效，內部裙帶關系交錯，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對外軟弱、敗多勝少，與底層百姓的階級矛盾日益加重。此時的儒家思想在治世這一方面上，其短板異常凸顯。

北宋士大夫

在這種國家體制的弊端面前，原本就無法達到大規模批量化培養君子的儒家，此時此刻，對于解決北宋的吏治問題，就更顯得蒼白無力。但是，大宋的仁人志士仍舊迎難而上，積極努力，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和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先后發動兩次變法，力求解決三冗之患帶來的積弊問題，以拯救于水火之中的大宋王朝。

可惜阻力巨大，勛貴朝臣、皇親國戚、寒門庶士不同立場卻同樣以現有體制為生存的保守派百般阻撓。慶歷新政中，范仲淹直擊要害，整頓吏治，對于官僚隊伍的職田進行重新劃分調配，對于貢舉人才嚴格審查，對于官吏升遷的磨勘進行嚴格篩選，尤其是官吏特權的恩蔭制更是嚴加限制、防止壟斷。朝廷頒布的命令若有違抗和怠慢，嚴懲不貸，他這樣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沒有率先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下，其政策實行變的愈發被動，朝中守舊派大肆攻擊和造謠。甚至連仁宗都要躺槍，最終朝廷不得不停止改革。

到了王安石變法之時，其以范仲淹為誡，將矛頭避開官吏，而是在財政改革上入手。寄希望于經濟的變化，在滿足龐大官僚隊伍的利益上，再進一步滿足朝廷、皇家、百姓、軍隊的錢糧需求。不得不說，這種思路非常大膽、超前。可結果是，步子邁得太大，引發的反對浪潮數倍于之前的慶歷新政。而原本就存在的官僚隊伍治理問題，在這一個改革的運動中，極盡其所能，不斷借題發揮，黨爭更加劇烈。最終在神宗的駕崩后，新法再也無法繼續下去。

北宋宰相范仲淹

而實際上，北宋的積弊問題，在慶歷新政中就已經找對了解決方向，雖然兩次變法的側重點不同，但都無法避開解決官僚隊伍建設這一問題。他們或多或少的也在入手處理，卻對于近在眼前的解決辦法視而不見，仿佛是遠在天邊一樣。

盡管這樣，宋人仍舊要強于前朝歷代知識分子。他們對于儒家理想的且不切實際的君子治世方式認識的更加深刻。因為儒家大規模培養君子的理想目標，歷代以來從未達到，反而黨爭不斷。而理想目標的不可及性，亦從側面上表明士人在能力上具有參差不齊的天然性，而這種天然性又肯定了士人朋黨斗爭的不可改變性。且春秋時代的孔子也毫不避諱，其言“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雖然沒有正面指出黨爭的客觀性存在，但從側面也反映了朋黨古已有之、不可消除的必然性。

在面對儒家思想的朋黨思維這種弊端上，宋代的士人擁有不同以往的新視野，歐陽修曾正面表示：“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黨爭問題在宋代得到了相對客觀的認知。同時他還認為自古“興亡治亂之跡”亦因于此，基于黨爭的客觀性，他進一步提出“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黨爭既然天然存在，何不因勢利導，為正義所用。

他這一觀點，足以代表同時代主流知識分子對于黨爭的看法，并且表明黨爭不可怕，黨爭不受控制、不加選擇、亂象叢生、影響國家政治生活才是最可怕的。

歐陽修

而這一客觀問題，之所以歷代都不去正面且積極的認知，卻在宋代得到了解釋，主要是宋代的官僚體系之龐大、吏治問題之嚴重是前所未有，朋黨斗爭的擴大化也是史無前例，已經到了無法回避的地步。北宋時期，趙家崇文抑武的既定政策將中國的傳統文人推到了頂峰，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對于文臣優待有加。地主階級文官和士人充斥在政治、經濟、軍事等主流領域，其吏治問題，自然就使得宋代成為宋以前以及宋之后均不可比擬的最強狀態。

且龐大的官僚隊伍也未必百分百都是壞事，對于社會的發展來說，龐大的精英庫，使得新思想有了孕育的可能。當時的的文藝復興運動也相繼爆發，深刻影響著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對于官吏管理的建設，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飛躍性的提升。

值得思考的是，他們雖然認識到了官僚體系中，不同政見、不同利益、不同處世之道的士人產生相吸或相斥，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天然現象，但是并沒有進一步深入闡釋，又止步于義利之辯前，認為朋黨有君子與小人，義與利的“本質”區別，未能正確發展朋黨組織，優化朋黨組織。

北宋汴京保衛戰

使得宋廷官僚仍未突破儒家思想的局限，其朋黨斗爭不過是對義利問題的延伸發展，朋黨組織也沒有發生質變。當時中國積累的一千多年來的士大夫斗爭，從私爭到政爭，再從政爭到私爭，始終沒有步入到政黨之路上。官僚隊伍的本質問題即吏治就不能有效的解決，北宋滅亡的歷史命運成為了既定。

北宋黨爭的天然缺陷阻礙著大宋吏治事業的積極建設，吏治的混亂，在兩次變法中愈發強大，弱小的君子力量上不能始終如一指導皇帝并約束君權，下不能引導官僚隊伍走向正軌，最終腐敗和亂政取得了勝利，靖康二年，趙家亡于女真。

儒家思想對于經濟發展和對外戰爭不具有優勢。相比于法家難以做到兵農合一、耕戰合一，本質上缺乏“一切皆決于法”的精神。

在王安石變法之時，反對派對于中國的經濟危機，竟然仍舊沿用一千多年前的與民讓利、休養生息之政策。如司馬光所主張的“損上益下”原則。對上要“養之有道，用之有節”，要求皇室節約錢糧，減少對官員的賞賜，減少公室大興土木、豪華活動的費用支出；對下則要“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要求朝廷輕徭薄賦、緩刑舍禁減輕百姓課稅負擔。以達到固本正源，使“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國家財政稅收就可以取得豐厚收獲。

但是這種原始的經濟思想，在“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偽冒習以成俗”的神宗時代，既不能阻止地主階級和士大夫繼續巧取豪奪，又不能解決商業中假冒偽劣擾亂市場的商業亂象，階級矛盾根本就不能得到緩解，經濟危機毫不受影響的大步前行。

而改革派在主導朝政期間，又不能放棄所謂的王道之政，采用耕戰主義。將國內一切力量動員起來，削減官僚隊伍、再分配土地和糧食、精簡軍隊，使得宋朝搖身一變激情洋溢，對外擴張如饑似渴。儒家思想治世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不僅使得大宋滅亡的命運無法扭轉，亦令中華錯失了改變文明走向下行的歷史窗口。

宋元襄陽之戰

兩千年以來，自秦亡之后，中原很少抵擋得住北方草原的侵襲，也無法突破不過300年的怪異興亡周期，甚至在科技發展與產業升級上愈發落后，固步自封。儒家于亂世不能除暴安良，于治世不能解決經濟危機，于歷代王朝之中又無法從上到下規制皇權與官僚體系。

再上一層來說，不采用法治思想統治國家，就無法趨近科學治國的正確路線，在對外戰爭時，在面對經濟危機時，在處理朋黨斗爭時，在生產技術與科學文化創新上，就無法正面的、有效的、持續向前的推行解決問題的措施。尤其是在政治上對于吏治缺乏有效規制，無法將其通過法制進行引導。不能產生政黨組織和議會機構，進而有制度有規則的使用權力。

漢朝因為不堅持法治，最終無法穩定住皇權、無法規制住外戚和宦官，致使皇權旁落，被曹魏滅亡。

唐朝同樣的不堅持法治，無法穩住皇權、規制不了官僚黨爭、官宦專政，最終皇權旁落、軍閥割據，被朱溫一舉滅亡。

到了宋朝就是無法壓制皇權、規制不了官僚黨爭、最終君主與官僚腐敗無能，被蒙元滅亡。

明朝仍舊是不堅持法治，中后期稅收管理紊亂、閹黨專政、東林黨爭，政治腐敗一塌糊涂，對外作戰與對內鎮壓上戰斗意志不徹底，終被金人入關滅亡。

清朝同宋朝一樣，無法壓制皇權，無法規制黨爭，清廷與其官僚隊伍腐敗無能，亡于革命黨人。

清末洋務派黨人

而今步入共和時代，講民主講科學，法治已成為人類共識。然從本質上講，官場的權力制約，仍舊缺失不了人治。只要有人在，約束人的行為，自律克己任何時代都不落時，在任何時代亦都有積極意義，不受時空和階級限制，古往今來，始終不變。過去的封建社會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單純依靠人治，自然的其弊端也是非常明顯。

我們沒必要跟落后的時代較勁抬杠，之所以今天發達，就是因為我們可以以更加理性客觀的認知，全面深刻的建設現代社會，法治是必須，而人治同樣需要，人治若不發達，法治的強大能力也就不能發揮出來，二者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如果人不持正義、謀正道、事正產，試問，法治社會還有什么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