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原本隨他起事的部下大多成了公侯將相，擁有了大量的土地、部曲。漸漸地，他們當中有些人不再愿意俯首帖耳地聽從朱元璋的擺布，而是持功驕恣、犯法違禁，其部下家人也倚勢欺壓良善，這些都極大程度地危害了國家的利益。

另一方面，朱元璋作為一名頗有作為的皇帝，為了將權力牢牢抓在手里，調動國力恢復社會經濟、防御殘元勢力再度南侵，就不可避免地會與元勛將侯們發生沖突。為此，朱元璋開始大肆殺功臣，并整日校驗偵察臣下的言行舉止，有時甚至親自出馬“私訪”。而高壓之下人人自危，他越是對臣下防備嚴密，君臣矛盾就越是深刻，裂隙也越是擴大。

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令，“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丞相指揮六部的權力被剝奪，標志著皇權與相權之爭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了，朱元璋廢棄丞相制度勢在必行。這時候，恰巧發生了一件驚天大案，時任丞相的胡惟庸擅權枉法，圖謀造反被人告發。

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事發的這一天胡惟庸想了一個詭計，謊稱家里井中出現了一汪醴泉，乃是祥瑞，邀請朱元璋去自己宅邸參觀。朱元璋一聽十分高興，欣然前往。然而剛坐馬車出西華門，突然沖出一個名叫云奇的太監，勒馬攔下了帝王車駕，氣喘吁吁地話都說不出。朱元璋被嚇了一跳，十分生氣，令左右侍衛立刻將其拿下。一通亂棍后，云奇右臂都被打斷了，奄奄一息，但奇怪的是，他一直指著胡惟庸的宅邸，連疼痛都不能讓他退縮。朱元璋忽然明悟，于是登城墻上往胡惟庸家一望，果然看見了胡宅內復壁間藏有有全副武裝的甲士，胡惟庸的造反計劃因此敗露。

原本朱元璋就想對功臣宿將大開殺戒，胡惟庸事發簡直是瞌睡來了送枕頭。他回去后立刻著手開始肅清逆黨，在君主的授意下，被打成胡黨的大臣層出不窮。只要是朱元璋不待見的，司法官員都可以投其所好，給其扣上“胡惟庸同黨”的帽子。

所謂拔出蘿卜帶出泥，大臣們狗急跳墻下亂咬人的情況不勝枚舉，“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為胡黨，率相收坐重獄。”從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發到二十三年后李善長被賜死結束，大量的功臣宿將被殺，前后竟然牽連了三萬余人。《明史》記載：“帝發怒，下令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余人。乃為《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云。”

君王威權的恣肆下，人命如草芥一般。可回過頭看，胡惟庸真的謀反了嗎？可能并沒有。“云奇告變”一事處處透著蹊蹺，登城而望的朱元璋怎么能看到藏在屋里復壁間的藏匿的士兵，難不成朱元璋有透視眼？再者說，告密的云奇既然事先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什么不提前告發，要等到火燒眉毛了再急匆匆闖道報警，白挨一頓打？因此，明朝晚期的學者錢謙益說：“云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

其中李善長全家70口人被殺更是冤枉，就在李善長死后的第二年，戶部郎中王國用上疏為李善長辯白，朱元璋看了覺得說的有理，“竟亦不罪”。可見冤案與否對朱元璋來說根本無關緊要，他只是想借胡惟庸案把功高震主、對朱家王朝有威脅的人一網打盡罷了。

同時，誅殺胡惟庸的第二天，朱元璋便宣布廢掉丞相制度，開始了大刀闊斧的中央機構改革，以強化他的皇權專制統治。他把政權、軍權都分割成幾個部分，又各個系統的不同機構分別掌領，“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

皇帝權威的擴大一定程度上對明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朝稅糧收入為3200多萬石，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相比，增加了近兩倍；人口達到6000多萬，比元朝極盛時期還多700多萬。這段時期的明朝簡直富得流油，連府縣的庫房積蓄都是滿滿當當的，有的糧食壓在倉庫放腐爛了都沒人吃。

可那么多權力全集中到皇帝一個人身上真的是好事嗎？中央機構改革后，各種瑣碎事務全要由皇帝處理，朱元璋常常一天批閱奏折一百四十多件，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簡直比農夫還辛苦。更糟的是，皇權的強大與否，往往與皇帝的個人能力有關。朱元璋在位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是隨侍的五品小官，可到了世宗中葉，嚴嵩等內閣首輔雖無宰相之名，卻掌握“票擬批答”之權，比不直接草詔的丞相更便于玩弄權柄。而且內閣首輔還要受到宦官“批紅”的限制，導致明后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宦官專政局面。

胡惟庸之死，本質上是明初皇權與相權之爭的必然結局。朱元璋借此誅殺了三萬多人，終于結束了千余年的中書柄政之局，自此中國歷史上再無丞相之名。他真的成功了嗎，從明朝后期的統治來看，也許并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