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后發動的戰爭，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為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場內戰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因為發起反唐叛亂的指揮官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雖說，最終大唐王朝還是以及其慘痛的代價鎮壓了安史之亂，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唐朝已解決了藩鎮之禍。

在唐代后期的藩鎮里，東南藩鎮從財力上支撐朝廷，邊疆藩鎮對外作戰，中原藩鎮則鎮遏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河朔藩鎮與中原藩鎮在割據與防割據的相持關系上，中原藩鎮與邊疆藩鎮在維系內外均勢的平衡關系上，邊疆、東南藩鎮與中原藩鎮在武力和財力的相互依賴關系上，構成了一個既密切聯系又互相制約的整體結構。從而，唐朝相對穩定統治了一百多年。

但是，在安史之亂結束后，直到大唐王朝覆滅的百余年時間里，各大藩鎮雖然從名義上效忠于朝廷，但是，實際上二者之間還是暗流涌動。

唐朝的國力，在玄宗登基后的天寶年間達到巔峰。安史之亂被平定后，唐朝的國力急速下滑。此后，仍有安史殘黨在河朔地區活動，與朝廷分庭抗禮。由于，此前朝廷在嶺南乃至江南一帶設立了大量藩鎮，朝廷日漸衰微的控制力已無法控制各大藩鎮，只能坐視藩鎮割據。

不過，此時的唐朝與沒落時期的東漢有本質上的差別，并未因群雄割據而變得奄奄一息，反而，統治中原長達一個半世紀。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亦與藩鎮割據有很大的關系。各藩鎮與朝廷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形成了一種巧妙的平衡。

可以說，就是這種微妙的平衡，才使唐王朝沒在朝夕之間分崩離析。

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國著名學者韓國磐，就針對藩鎮崛起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韓國磐認為：在安史之亂被平定后，中國的莊院經濟蒸蒸日上，大土地私有制成為大勢所趨。眾所周知，每個統治藩鎮的節度使往往坐擁良田千傾，且名下有大量莊園經濟。

所以，這些節度使們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避免自己的資產受到朝廷的染指，勢必會采取一定措施，進而形成藩鎮割據的形勢。因此，安史之亂結束后藩鎮問題非但沒有迎刃而解，節度使們反而競擁強兵，藩鎮問題日漸惡化。

許多史學愛好者贊同這一說法，并進一步推斷，藩鎮兵強馬壯，且具有強烈的地方特色。特別是戰斗力強橫的牙軍，原本這些軍隊都是地方富豪的私人武裝，也是藩鎮地區地主階級的武力代表。各地節度使之所以能夠手握重兵，離不開這些地方地主階級的支持。

正是這種軍閥勢力與大地主經濟的緊密結合，使節度使們擁有了割據一方的資本。

不過，也有一部分朋友否定了該觀點，他們提出，并非所有藩鎮都參與到割據中，例如：郭子儀等一些本身擁有大量田產莊園的節度使依舊安分守己，其治下的地主階級也不支持、擁護割據。反觀同樣以大土地所有制治國的北宋，朝廷還曾推行了一套支持武將購買田產的政策，但是，北宋卻并未出現割據現象。

所以，藩鎮割據是一種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產生的現象，與大土地所有制無關，是一種游離于中央集權之外的政體形勢。

除了上述兩種論調外，還有人覺得，藩鎮完全受到武人支配，因而，造成割據現象的始作俑者正是軍士。這些地方色彩非常嚴重的私兵出身于勞苦大眾，他們以當兵作為謀生的職業，依靠武力巧取豪奪。因此，割據地區的社會基礎是完全建立在軍士之上的，節度使必須維護這一人群的利益，代表這一人群的意志，才能收獲他們的支持。

這種說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藩鎮割據的最大受益者不僅是野心昭彰的節度使，還有最底層的軍士。軍士是否擁護節度使，都是圍繞著利益進行的。

簡而言之，“嗜利性”才是導致藩鎮問題的重中之重。

還有些學者改變了視角，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他們提出，五代時期的商人們往往會選擇依附于某個軍隊，許多軍閥也會進行經商活動。在利益的驅使下，軍閥往往會與商人有債務關系。當軍閥選擇進行割據時，商人自然會理所應當地成為藩鎮的經濟后盾。

根據這種說法來看，經濟才是割據勢力最重要的社會基礎。自唐中期以后，軍閥與商人的地方利益大體一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關系使他們在反叛朝廷的旗幟下聯合勾結。商人是藩鎮勢力不可或缺的社會力量，而割據政權又是保護商人利益的保護傘。

實際上，唐朝中期以后的藩鎮形勢復雜，每個藩鎮治下都有相當規模的土地、人民，又有獨具特色的私人武裝，在財賦上又與中央朝廷互不相關。因此，藩鎮的形成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我們不能將藩鎮問題視作某種單一社會條件的產物，而是因各方面社會因素及社會矛盾綜合造成的結果。

所以，關于藩鎮問題，史學界的觀點雖多，卻都不盡然，還需綜合考慮。

參考資料：

【《安史之亂》、《唐代藩鎮研究》、《試論唐代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