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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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互聯網上，當提到導致滅亡的靖康之變時，總有人會將下意識地將此戰的勝敗歸為兩國士兵戰斗力的巨大差異。認為正是因為女真”滿萬不可敵“，所以在面對孱弱不堪的北宋士兵時，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創造出后世難以想象的軍事勝利。可在冷兵器時代，士兵的戰斗力也絕不僅僅體現于體格的強弱、戰技的優劣。更何況，在靖康之變中，北宋朝廷同樣征調了宋夏邊境的西軍以及其他邊軍部隊。事實上，相較于戰斗力差距這種萬金油式的解釋，靖康之變中北宋朝廷在軍事調度上所顯現的低效和無能，才是這場靖康之恥發生的根本原因。

靖康之恥的過程中，女真騎兵曾兩度南下圍困汴京。一次是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一次是次年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兩次圍困戰中，汴京城下，宋金兩方的軍事實力對比不相同的，第一次汴京之圍時，完顏宗翰所率西路軍被牢牢釘死在太原城下，未能進攻汴京，參與圍城的金軍，只有完顏宗望的東路軍。

根據抗金名臣李綱《靖康傳信錄》的記載，宗望麾下所統兵馬只有六萬。而北宋方面，京師內禁軍空編嚴重，僅存“衛士三萬”。但由于較早的發布勤王詔令，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抵達汴京城下的勤王軍“集城下者二十余萬”，其中不乏西北名將種師道所帥精銳西軍，以及兩湖地區彪悍的刀弩手等部隊。正是因為勤王軍的巨大壓力，攻城不利的宗望這才選擇簽訂和約，領兵北歸。

但第二次汴京之圍的情況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曾經在太原城下裹足不前的西路軍與東路軍會師，根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此戰中僅汴京主戰場的金軍就已達十萬眾，反觀北宋，在第一次汴京之戰中就死傷慘重的京師禁軍只能以城中乞丐、無賴湊數，而抵達京師的勤王軍更是只有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的三萬人和王瓊、鄭建雄的八千兵馬。雙方的軍事實力發生了巨大反轉，這才導致徽欽二帝被擄，北宋滅亡的靖康之變。為什么兩次汴京之戰雙方的軍事對比如此之大呢？

事實上，與第一次汴京之圍時的情況差不多，北宋朝廷在面對金人鐵蹄再次南下時，同樣詔令全國各地”守臣自將，倍道并行，星夜前來，殄滅虜寇“。尤其是在發現金人已經抵達開封城下后，更是以“軍士復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的優渥條件，號召全國軍民勤王。

可問題也出在這里，第一次汴京之圍時，為解京師之困，朝廷同樣下旨詔令各地出兵勤王，根據學者統計，此次勤王行動中，全國被動員起來的勤王軍隊至少在五十萬以上。面對剛剛滅亡遼國、兇名在外的女真騎兵，北宋君臣試圖以龐大的體量迫使對手退卻。這對于兵事不振的北宋而言，似乎是一種穩妥的選擇。然而，這種盡起國中之兵的做法帶來的后遺癥也相當明顯，除了河北路距離京畿較近外，其余諸路的勤王軍距離汴京路途遙遠，一路上的補給極為困難。

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機時刻，北宋朝廷一方面建議勤王軍自備糧草武器等輜重，另一面也嚴令各地官員要保障勤王部隊后勤。但這種起于倉促間的命令只能是“意識流”的指揮，就跟電視劇里反派軍隊頭目大喊“都給我頂住”一樣，毫無指導效果。

其結果是，各地糧餉物資調配困難重重，矛盾不斷。如西北種家軍，這支久歷戰火的精銳之師奉王命星夜兼程而來，在第一次汴京之圍解除后，在宿將種師中的率領下，前往太原邀擊金國宗翰部，然而，這樣一支有著重要使命的軍隊，卻因為補給不至“乏食三日”，每日僅能以一勺豆子充饑。最后，糧餉斷絕、孤軍深入的種師中部士氣崩潰，他本人率領親軍與敵接戰，身披數創戰死。要知道，種師中的哥哥種師道當時被任命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理論上是負責抗金調度的核心，都說朝中有人好做事，連種師中都不免兵敗身死，其他勤王軍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這倒并不是說當時的地方官員對于勤王一事絲毫不上心，恰恰相反，第一次汴京之圍時，汴京并未被完全圍困，朝廷政令基本通暢，因為辦事不力被免職罷官的官員不少。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以當時宋朝地方的儲備，想要負擔這些勤王軍的軍事給養，有時并不容易。舉個例子，神宗時期北宋曾經派遣五路大軍討伐西夏，有人說，這種分兵作戰的方式在戰術上絕對是一種智障操作，可是沒辦法，宋神宗時期北宋改變了軍事部署，原本居重馭輕的方式下，京師軍力最多，而為了對抗西夏，北宋調遣重兵至西北。就像館陶人王沿評價的那樣，西北以全國四成土地供養北宋七成軍隊，早已疲敝不堪。以這種補給水平，三十萬大軍若是集中一路突破，那將是活脫脫一場軍事災難。

勤王軍的情況也是類似，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并沒有供給這樣一支龐大部隊的能力，一旦超過其承載極限的勤王軍隊同時到達，那么引起的負面后果不堪設想。更吊詭的情況是，宋廷在勤王詔令中鼓勵強盜、流寇們勤王免罪，以至于聲勢浩大的勤王軍魚龍混雜，一些地方官員不得不關閉城門拒絕勤王軍進城休整，在這種情況，這些軍隊的補給狀況就更加難以保證了。

誠然，在理論上，宋廷通過系統規劃勤王軍行進路線，避免大軍在地方過分集結扎堆，是可以減少或者避免軍隊缺衣少糧的情況的。可這畢竟只是理論，這種精細的調度，并不是一個封建政權可以做到的。更何況，以當時的情況來看，不要說這種近乎微操的調度，宋廷對于自己所掌握的軍隊數，都沒有一個精確的認識。《宋代軍隊數量考》的作者程明生認為，宋朝對于軍隊士兵數量缺乏最基本的統計，這不是說“吃空餉”這種歷朝歷代都有的積弊，而是說宋代甚至沒有成體系統計過自有的兵員數量，即使有一些統計，但因為口徑不一，數據往往彼此沖突，難以為信。

《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就記載了一個看上去頗為奇怪的細節，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二月辛未、乙亥、己卯三條中，光是河北軍隊數量就出現了七萬、八萬九千和九萬三種說法，其中甚至有兩個數據都是宋神宗本人提到的。宋代軍隊數量統計之混亂，可見一斑。

尚有銳意進取之心的神宗朝尚且如此，積重難返的徽宗、欽宗時期恐怕就更加一言難盡了，指望當時的大臣們在金兵南下的倉促時間內精準調配各地勤王部隊，也有些強人所難。

另外，以李綱等人為首的大臣們，即使真的想要居中調配，也是有心無力。

自女真南下起的一年多時間，北宋朝廷一直缺乏一個可以統一指揮調度軍政抵抗金軍的指揮機構，從一開始的親征行營使司，到后來的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司，再到最后大提舉守御司和四道都總管并存，這些叫法各異的機構都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獨斷權，就像欽宗皇帝繼位之初說的那樣，他力圖確保的是“一尊元豐官制”的祖宗之法，在這種環環嵌套、彼此相制的情況下，如李綱、種師道等要員，甚至不能節制姚平仲這樣一位僅率三千軍隊的地方將領。撲朔迷離的“姚平仲劫營”事件中，急于求成的欽宗皇帝越過二人，直接命令姚平仲夜襲金軍大營，不僅損兵折將，還差點導致尚為康王的趙構被金軍所殺（這似乎也是第二次汴京圍城時，趙構領三十余萬兵馬卻對汴京置若罔聞的原因之一），這一事件也是靖康期間北宋混亂指揮調度局面的一個縮影。

在這場陷入羅生門中的劫營事件中，欽宗皇帝本人的態度十分值得玩味。原本曾經因為金軍圍城驚恐異常的他，在勤王西軍到來后終于決定與金軍決戰。不過似乎因為姚平仲本人的勸說，他決定行險一搏利用姚平仲所部劫營。可在劫營失敗后，面對金人的質問，他又將全部責任歸于姚平仲、李綱等人。

這位最后身死五國城的皇帝性格怯懦善變，在繼位之初的三日內，就曾經在“御駕親征”“南狩”“守京”等方案中反復橫跳三次。這種反復無常沒有定式的性格特點，對于靖康之變的發生也有著巨大的影響。第二次圍城戰發生后，宋廷之所以直到閏十一月十八日才開始“間使往諸道召勤王兵”，也與其本人在戰和間的舉棋不定有關。

正是因為宋廷的舉棋不定，原本就因為第一次勤王而元氣大傷的地方各軍，直到此時才開始準備籌集勤王軍隊。然而此時，疲憊不堪又輜重匱乏的勤王軍們，面對的是已經被金軍團團圍住的汴梁，而最善戰的陜西勤王軍，更是要首先面對堵截在潼關以逸待勞的五萬金軍。

總的來講，面對金軍的威脅，宋廷原本打算依靠各地勤王軍隊的體量對其進行震懾，可是，因為缺乏統一的指揮機構，這種粗糙征集方式嚴重損耗了宋廷的戰爭潛力，同時，由于宋欽宗本人對是戰是和一直舉棋不定，貽誤戰機，這才導致第二期汴京之戰中北宋不僅兵員質量上處于絕對劣勢，就連數量上都難以跟金軍保持平衡。質量數量上的完敗下，汴京淪陷、二帝北狩，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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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明生，宋代軍隊數量考，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5月

[3]程明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史學集刊，2009年9月

[4]于善維，北宋靖康年間勤王部隊研究，河南大學，2013

[5]顧宏義，李綱與姚平仲劫寨之戰，軍事歷史研究，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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