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與王權(quán)伴生的神權(quán)，在先秦時期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到了商代，神權(quán)與王權(quán)相愛相殺，嚴重掣肘商王朝決策。一代商王立志改革內(nèi)政、豎起反抗神權(quán)的大旗的同時，卻不曾想在另一個戰(zhàn)場拉開了殷周交惡的序幕，『始于內(nèi)，敗于外』，這就是風雨飄搖的晚商時代的寫照。

著名的考古學者李伯謙先生在其著作《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中曾經(jīng)論述過，中原文明（仰韶文化）之所以能在滿天星斗的邦國時代脫穎而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其選擇了一條以『王權(quán)』為主、『軍權(quán)』為輔的發(fā)展模式；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則是神權(quán)、軍權(quán)、王權(quán)相結(jié)合的，且以神權(quán)為主的『神權(quán)』國家；北方的紅山文化是以神權(quán)為主的『神權(quán)』國家。

盡管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都極盛一時，但因為選擇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帶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也自然導致不同的結(jié)局。良渚、紅山文化與古埃及的衰亡很相似，都是神權(quán)在社會組織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無休止修建祭壇、大型城址（陵墓）和精美玉器等宗教祭祀設施，極大地消耗了財力和民力，損害了進一步發(fā)展的的基礎和動力。

新石器時代眾多文化，或神權(quán)或王權(quán)主導

中原文明自誕生之日起，就以王權(quán)、軍權(quán)為主導，神權(quán)雖然不占主導的地位，但以『卜問之道』為特征的神權(quán)作為輔助君王決策的手段之一卻一直都存在，司馬遷在《史記》中專門為“卜筮”作《龜策列傳》，細數(shù)了自唐堯自夏商周三代的卜筮來助君王決策的事例：

《史記-龜策列傳》“自古圣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yè)，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jù)禎祥。涂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

但到了商代，神權(quán)的影響力在漸漸變大，尤其是在到了商朝中晚期之后，商人在殷墟站穩(wěn)了腳跟之后，商人的祭祀和占卜頻率漸漸變大，從現(xiàn)在留存的甲骨文來看，商人祭祀的對象從日、風、雨、山、川等，再到祖先無所不包，這其中尤以對祖先的祭祀最為頻繁。除了這些自然神的祭祀，每當有征伐或者有重大的決策，也必定要祭祀、占卜于天探問吉兇。從甲骨文來看，國家層面的祭祀與占卜，有時候是王（商王）與貞（貞人，也就是祭司）同時參與的，這時候商王參與占卜結(jié)果的釋讀，王權(quán)還能制衡神權(quán)。如下，武丁時期的兩個卜辭，就顯示了貞人與商王一同參與的有關征伐土方與夷方的占卜行動：

《庫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辭》237：“貞王勿乎婦好往伐土方。”

《殷墟文字乙編》2948＋2950：“貞王勿[令]婦好從侯[告伐夷]。”

但有很多占卜是只有貞人（祭司）一人參與，這時候，掌管祭祀和占卜的祭司的重要性就體現(xiàn)出來了，他們把持著與天對話的權(quán)力，記錄并解釋占卜結(jié)果，如此一來，祭司就能輕而易舉地與王權(quán)分享國家權(quán)力。如下面兩個只有貞人（祭司）參與的甲骨卜辭，貞人就開始對國家祭祀活動指手畫腳了：

《鐵云藏龜》45.1：“貞勿乎婦好往。”

卜辭大意是：不命令婦好去主持燒柴之祭嗎？

《殷契粹編》1232：“壬戍卜，□，貞婦好□不往于妣庚。”

卜辭大意是：婦好不去祭祀其老祖母妣庚么？

商王與貞人在甲骨中的體現(xiàn)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司（貞人）對征伐與祭祀的參與度如此之高，商王決策被掣肘，爆發(fā)沖突是遲早的事情。到了商代晚期，商王武乙在位期間發(fā)生了一件著名的『武乙射日』事件，就是王權(quán)與神權(quán)之間的一次正面沖突。

武乙是商晚期一位以專權(quán)和好戰(zhàn)聞名的一位帝王，據(jù)《史記》記載武乙當政期間，曾經(jīng)以木偶代替天神，與之搏斗并戰(zhàn)勝天神，用以挑戰(zhàn)天神的權(quán)威。此外，武乙還做了一個皮囊，里面裝滿血，武乙用箭去射，頓時皮囊破裂，血流出來了，于是武乙聲稱自己將“天”打敗了。武乙的這些行為看似荒誕，但確是用實際行動在挑戰(zhàn)神權(quán)的權(quán)威。

《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昂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于河渭之閑，暴雷，武乙震死。

從史書的記載來看，武乙公開對抗神權(quán)，并沒有落下好的下場，根據(jù)《史記》描述，武乙在河渭之間狩獵時被暴雷擊中而亡。咋一看，武乙可謂是受到了上天的懲罰『不作不死』。但這背后隱藏的事情卻遠沒有史書記載的那么簡單。

王權(quán)與神權(quán)的博弈

通過商朝晚期一系列歷史事件分析，武乙之死很可能與周人有關系，也就是說武乙大概率是在征伐周人或者依附于周人的方國的時候死亡的。而史書中所謂的武乙被暴雷震死，很可能是被武乙排擠的貞人（祭司）們編造出來貶低武乙的。從武乙晚年經(jīng)常用兵于渭水流域的史料來分析，他可能死于征伐西方方國部落的戰(zhàn)斗中，因為商周之間之后發(fā)生了一系列的交惡事件，很可能是武乙之死的連鎖反應：

文丁殺季歷

文丁殺季歷一事，《史記-周本紀》中不載，但《竹書紀年》中有明確的記載，武乙之子文丁即位后，殺周族首領季歷，這很可能是出于對武乙之死的報復，因為在武乙之世，商朝對周人采取的事懷柔政策，雖然周人一直在擴張，但對商朝一直保持較好的臣屬關系，文丁如此撕破臉、明目張膽囚殺周族首領，背后緣由沒有那么簡單；

《竹書紀年》：文丁殺季歷。

帝辛祭殺姬昌

帝辛即位之后，祭殺周族首領西伯昌，則是這件事情的延續(xù)，同時也帶有打壓周族壯大的意思；根據(jù)周原出土甲骨（H11：82和H11：84）：冊周方伯。冊：即砍殺、刪砍犧牲以祭神。解讀應該是商紂王帝辛殺死周方伯姬昌，把姬昌做成犧牲祭祀了商王的先祖（王玉哲觀點，參考文獻見文末）。

H11：82和84甲骨

周原出土的H11：82和84甲骨表明姬昌被商王開膛破肚，做成犧牲（冊）祭祀先祖

正因為如此，西伯昌尸骨不存，無以為葬，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中才會提到武王父死不葬。可見姬昌被刪砍犧牲以祭神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史記·伯夷列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

伯邑考亡于殷周交惡事件

除了季歷和姬昌，還有證據(jù)顯示姬昌的長子伯邑考也是喪命與商周交惡事件；根據(jù)《逸周書·世俘》的記載，周武王在滅商后祭祀歷代先公、歷數(shù)殷商罪狀的時候，伯邑考的名字赫然在列：

“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

這似乎在間接說明伯邑考也是在“周族滅商”這個偉大的使命中隕落的。雖然伯邑考之死沒有留下直接史料記載，從現(xiàn)有的蛛絲馬跡推斷，應該也與殷商有莫大的關系。

影視劇《封神榜》中的姬昌形象

周族連續(xù)三代的重要人物，都被商王翦除，這一系列動作的背后除了有壓制周族壯大的戰(zhàn)略需要外，也不能排除這是在為不明不白犧牲在前線的商王『武乙』報仇雪恨的可能性。可以說，一代商王對抗神權(quán)斗爭開始的時候，殷周交惡也在另一個『戰(zhàn)場』也幾乎同時拉開了序幕。若干年后，周武王姬發(fā)在牧野戰(zhàn)場歷數(shù)紂王罪狀的時，其中之一說的就是紂王荒廢祭祀（《牧誓》：昏棄厥肆祀）。

商王想通過抑制神權(quán)來重振商王朝雄風，在豎起反抗神權(quán)的大旗的同時，卻不曾想在另一個戰(zhàn)場拉開了殷周交惡的序幕，從此商朝進入到了風雨飄搖的晚商階段。『始于內(nèi)，敗于外』，這也是這個時代商王朝的真實寫照。兩族之間如若不能和平共存，那必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數(shù)年后，新一代周族領袖姬發(fā)沒有坐以待斃，而是坐著戰(zhàn)車走向了牧野前線，親手埋葬了風燭殘年的商王朝。

《史記-殷本紀》、《史記-周本紀》等；

王玉哲，《陜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來源試探》，《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2年第一期，第101-105頁；

楊莉，《鳳雛H11之1、82、84、112四版卜辭通釋與周原卜辭的族屬問題》，《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于省吾，《釋冊》，《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