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抗倭名將,俞大猷的一生似乎證明了:朝中無人難做官!
在明代剿滅東南沿海倭寇的戰爭中,最為人熟知的名將大概就是戚繼光了,世面有以戚繼光為主角的影視作品也是層出不窮。
但其實在當年那場戰爭中,還有一個人的功績絲毫不差于戚繼光,他就是俞大猷。
但因為種種原因有關俞大猷的生平事跡,世人知之甚少。400多年來,這位當年名震海疆功勛卓著的抗倭主將被忽略了。
但在當年那場在英勇抗擊倭寇的戰役中,俞大猷與戚繼光并列,一直為人稱道。就某種程度而言,俞大猷還在戚繼光之上。在當年抗擊倭寇的東南沿海一帶,“俞龍戚虎,殺賊如土”的民謠一直傳誦至今。
《福建通志·列傳》也有“世言繼光如虎,大猷如龍”之語。龍與虎,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中國人眼中,龍顯然要比虎高出一籌。
俞大猷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的泉州府晉江縣河市濠格頭村一個世襲百戶的軍官家庭。俞氏先祖出自鳳陽霍邱,始祖俞敏,出身行伍,“從高皇帝驅馳天下四十載”,后承百戶,定居泉州。
雖然俞家世襲的百戶之職,是屬于明軍中最低級的武官,正六品,年俸120石。但是維持溫飽卻沒有任何問題,故而家中才有閑錢送他去讀書,俞大猷也不負眾望,在15歲那年即中秀才。
因為當時已經是明代的中后期了,此時的社會風氣是文貴武賤,長輩們并不希望俞大猷繼續世襲武職,而是通過科舉之途獲取功名,成為清貴的文官,以此改變家族的道路與命運。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舉場上卻并不如意??贾行悴藕?,雖然俞大猷攻讀更為刻苦,拜理學大師蔡清的弟子為師,鉆研《易經》,學古文詞,讀古今兵法,還在當時讀書的清源山練拳習武,學的是與少林武術一脈相承的趙氏太祖拳。
但是直到到嘉靖十年(1531年)其父親俞原瓚病逝,俞大猷不說高中進士,就連舉人也未考上。而且父親一死,迫于生計,此時已經是二十八九的俞大猷不得不放棄舉業,承襲父職,任泉州衛百戶。
因為朝廷規定非武舉不得升調,心懷大志的俞大獻,不滿足于世襲職務,入京參加武舉會試,榜上題名第五,考中武進士,因此被提升為千戶,任命他守御金門。
金門由于遠離大陸,原先在那里戍守的士兵,軍紀敗壞,經常侵害周邊軍民。是號稱軍中最難治理的地方。俞大猷到任后,針對當時金門的時弊,多方下手整治。
首先,整頓軍隊嚴肅軍紀,其次,對待訴訟案件,秉公決斷,使冤者得其平。再次,賑濟饑民,救治百姓。使饑者得食,救活了萬余人。俞大猷守護金門五年,政績頗為顯著,深得當地人民的擁護。
但是偏居金門僻居一隅,年事漸高,胸懷大志的俞大猷有了一種緊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給監察的僉都御史陳伍山一連寫了兩封信。提出選拔將才,招募士兵,加緊訓練,以抗擊倭寇的主張。他的合理建議不但沒有被采納,反而被監司以“小校安得上書”的罪名革職。
在家呆了一年,新的機會就來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因為北疆邊患嚴重,朝廷下詔選拔天下。俞大猷得知,毛遂自薦前往應試,被兵部尚書毛伯溫格外賞識,任命他為汀漳守備,署指揮僉事。
他上任后親率士兵數百,在詔安縣南大破海賊康老,繳獲海船六十艘,俘斬三百多人,成為數十年未有之捷。因戰功任廣東都指揮使司軍政僉書、海南崖州參將、瓊州府地方右參將等職。
而俞大猷每到一地,總是能平息盜賊、教化百姓、施以仁政,受到當地百姓愛戴。離開之時,都自發地為他勒石立碑、建立生祠,以寄思念之情,金門、武平、瓊州等地皆是如此,甚至被當地人恭稱為俞佛。
此時,戰功顯著的俞大猷開始進入中樞的眼中,嘉靖三十一年(1553),俞大猷遷浙江參將,受僉都御史王節制,開始了其十余年的東南抗倭歷程。
縱觀俞大猷的抗倭歷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1552年—1559年),俞大猷在浙江、南直隸抗擊倭寇;第二階段從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任福建總兵官,直至倭患基本平息。
第一階段是倭寇勢力最為強盛、猖獗的時期,七年之間,俞大猷與倭寇大小戰役數十次,功勛卓著。
因為俞大猷熟知海上情況,其向王抒提出建議:“備倭于陸,不如備之于海?!薄敖ㄗh加強水軍力量,為水軍配備福船、樓船,而代替原有倉船、沙船。在俞大猷看來,海防建設的重點應在水上而非陸地。
而就海上作戰而言,并無絕妙戰術,僅僅在于“大船勝小船,大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
原有海防戰船多為體積小、吃水淺的蒼船與沙船,難以有效地備倭,因此俞氏建議以體積大、耐沖擊的福船替代之,同時雇募善操福船、長于海戰的福兵。
王抒采納了俞大欲的建議,征調福清樓船,并招募龍溪縣一帶海戰兵夫,加強了海防力量。同年,俞大欣利用福建樓船,連破倭寇于寧波昌國衛等處,追擊入海,斬獲甚多,大見成效。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汪直勾結倭寇大舉入侵,東南沿海數千里海岸錢,幾乎是同時告急。俞大猷在王抒的支持下,率兵直搗其在普陀山的老巢。斬首一百五十余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取得了普陀山戰役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給王直以沉重的打擊,幾乎絕其歸路。
但是這時,對俞大猷鼎立支持的王忬調任他處,原南京兵部尚書張經遷浙直總督,王原徐州兵備李天寵取代了王忬的位置。
作為一員儒將,俞大猷堅持謀定而后動,計定而后戰,不肯輕易出擊,對瞎指揮有著一種本能而強烈的抵抗意識;加之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結上司,不居功,不諉過,常遭他人的攻詰。
當時剛上任的總督張經,一個勁地催促俞大猷出戰。但是俞大猷認為,如此倉卒上陣,無疑于驅羊攻虎,故而不從,此舉引來張經大怒,故其對俞大猷心生怨氣,對其格外苛刻,只要其稍有失利,就會受到嚴格處分。
因為俞大猷的抗命,總督張經認為“浙中承平日久,兵脆不可用”,故征調廣西田州、永順等地的土兵狼兵,赴浙江抗倭。狼兵前部剛到,審視江南軍情的工部右侍郎趙文華便催促張經出戰,張經卻認為其他地區的軍隊未集,不應貿然出擊,因此拒絕執行趙文華的命令。
而是待士兵匯合之后,于嘉靖三十四年,兵分兩路出擊,最終殲敵三千多人,史稱“王江涇大捷”。這是嘉靖以來抗倭斗爭中的一次巨大勝利,被稱為“自有倭來,此為戰功第一”。
此役雖勝,但張經卻惹禍上身。由于之前張經輕視趙文華,惹嚴嵩親信趙文華大怒,返回北京后立即彈劾誣陷張經,同時將戰功據為己有。同年八月,在趙文華的誣陷下張經、李天寵被判死刑。
此時抗倭一線的官員人人自危,朝中無人的俞大猷成為合適的背鍋俠,彈劾、糾責的奏疏紛紛將矛頭對準俞大猷,一時間“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以至于朝中士人感嘆曰:“俞帥一人,豈能在海復在陸哉?”
不僅如此,本來俞大猷在王江涇大捷,本是俞大猷率領永順兵首先殲敵所致,但其功勞不僅被他人冒領,還以其中的一次戰斗金山衛失利為由,遭到“奪職,充為事官,戴罪殺賊”的嚴懲。
受處分后第五天,俞大猷進攻陸涇壩之敵,斬首300余級,此后又頻頻出擊,連連獲勝,可換來的卻是更為嚴厲的懲處,說他在賊兵聚集時擁兵觀望,直接將俞大猷革職查辦,連世襲的百戶祖職也給擼了。
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憲上任,才開始重新啟用俞大猷,代替劉遠擔任浙直總兵,這也是俞大猷生平第一次擔任總兵之職。俞大猷上任后不久,就在在吳淞、江口等地與倭交鋒,斬首1500級。
此后不久,浙閩總督胡宗憲誘降,但卻違背諾言,將其交送浙江按察司,并被判了汪直斬首示眾,而其余黨得知消息后,只能死守岑港老巢。俞大猷等人率兵久攻不下,其他人都沒事,唯獨俞大猷受到褫奪總兵職級的處分。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月,王直余黨在官軍不斷的攻擊下,放棄岑港出逃,俞大猷立即組織參將劉顯、戚繼光、張四維等人包圍、進攻、截殺。王直余黨大敗,乘船往福建方向逃去。
俞大猷追至舟山沈家門,考慮到自己僅為浙直官員,沒有上司胡宗憲的命令,不便越界進入福建,也就沒有親率部下繼續追殺。王直余黨逃往福建為害當地百姓,于是,身為閩人的巡撫李瑚上疏彈劾胡宗憲有意縱敵。
胡宗憲認為俞大猷與李瑚同為閩人,懷疑是他向李瑚透露了有關軍情機密,為了逃避罪責,打擊報復,便將所有過失全部推在俞大猷身上,上書彈劾俞大猷,俞大猷不僅被罷官,還押解至京,下獄受審。對此,俞大猷不禁仰天長嘆:“結發修身,白首無違,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
幸運的是,時任錦衣衛都指揮同知的陸炳欽慕俞大猷,暗中相助,加上已經了解真相的胡宗憲也心生悔意,同時向嚴世藩求情,俞大猷才從獄中獲釋。
嘉靖四十年(1561),廣東張璉叛亂,應福建總督劉燾請求,朝廷重新啟用俞大猷,任命其為南贛參將。同年張璉叛亂被平,俞大猷升為升副總兵。第二年升為福建總兵,俞大猷由南贛入閩,自此開始了第二階段的抗倭斗爭。
就在俞大猷下獄,輾轉湘贛的三年時間,入侵福建的倭寇基本上被戚繼光消滅殆盡。但是等到戚繼光返浙后,倭寇又開始重新為患福建。就在俞大猷被任命為鎮守福建總兵官的前一天,福建莆田的興化府城陷落,導致福建官場大為震動。
朝廷急令新任福建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火速前往興化殲敵。俞大猷日夜兼程趕至興化江口,與先期到來的援閩廣東總兵劉顯會合。倭寇聞訊后,棄城退守于平海衛。俞大猷與劉顯迅速派兵跟進,將這些倭寇團團圍住。
而朝野上下是希望速戰速決,故而對俞大猷的困而不攻之舉十分不滿,大加指責。俞大猷卻堅持已見,認為倭寇若是分散為害難以剿滅,將其聚而殲之方能有效。
所以,直到戚繼光也率援軍軍趕來,三軍會合一處,明軍才發起總攻,短短半天時間,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衛大捷,殲滅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擄百姓3000多人。
興化平倭,首功當數俞大猷,是他力排眾議嚴密部署,等待時機成熟,然后會同劉顯、戚繼光聯合進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勝利??烧摴π匈p之時,戚繼光晉升都督同知,劉顯加秩蔭一子,唯有俞大猷僅被賞賜銀子四十兩,簡直就是侮辱!
此后,俞大猷又轉戰廣東,破倭于鄒堂、海豐等地,特別是與戚繼光再度聯手的南澳之戰,大敗廣東勢力最強的海盜吳平,取得了殲滅敵敵人6500多人,解救被擄民眾1800多人的輝煌戰績。東南沿海劇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因為南澳之戰倭寇首領吳平逃脫,作為水軍指揮官的俞大猷被追責。就在俞大猷進剿之前,吳平也曾被困脫逃,卻無人處分。南澳之戰大勝,俞大猷不僅未獲嘉獎,反因吳平再次出逃,受到彈劾,眾多將領中,幾乎是人人受賞,僅他一人受罰。
不少官員為其打抱不平,俞大猷泰然處之,慨然說道:“禍患福澤,猷視之莫如太虛浮云。用之則為霖雨,為舟楫,以濟天下;不用則著一經以垂來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聲,與太虛同游,豈不綽綽乎哉?”
在這場抗倭戰爭中,俞大猷是剿滅倭寇的關鍵性人物,功績絲毫不差于戚繼光,就海戰和戰略思想而言,甚至在戚繼光之上。然而俞大猷的一生戎馬四十余年,戰功赫赫,但仕途最高官銜總兵。反觀與大猷同時期抗倭的諸位將領,卻個個身處高位。
雖然俞大猷、戚繼光的上司,擔任過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撫的譚綸在一封信中對俞大猷予以高度評價:“公則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
但是俞大猷性格耿直,為人正派,從不迎合權貴、巴結文官、討好上司,有一種理想主義傾向。而自北宋以來的重文輕武傳統,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已形成武官要想獲得賞賜、晉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為主的現象。
故而俞大猷這種耿直的性格,自然難以做出討好文官的事情,反而毫不留情的駁斥文官瞎指揮的行為,于是這些“清貴”文官自然看他不順眼,對他的功績大打折扣,戰功少報或不報,因此有功無賞,有過則必遭嚴懲,處處受制,動輒得咎,屢遭陷害。
故而俞大猷這一生,仕途布滿荊棘。他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有過七次受辱,四次貶官奪蔭,一次逮捕下獄,可謂是歷經坎坷。
徐學謨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賄賂公行之時而內無應援,未有能立功名于外者”。而像俞大猷這種武將自然難以在那種濁世中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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