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著名軍事家、漢魏之際軍事統帥曹操關于戰爭和軍隊問題的理性認識。

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他乘東漢末年各地豪強擁兵割據之機起兵，改編青州黃巾軍為青州兵，獨立發展武裝，在南北征戰中雄踞一方，成為魏、蜀、吳鼎足之勢中的主導性量。曹操博采兵、法、儒、道等諸家思想，并在實踐中有所發展。他“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自作兵書十萬余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裴松之《異同雜語》、《魏書》）。其著述大都亡佚，從其《孫子注》和存世的軍事文書以及《三國志》等史書中，可窺其軍事思想。

戰爭觀曹操認識到，軍事斗爭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配合。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拯救社會。不能像春秋時吳國夫差那樣只憑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諸侯徐偃王那樣，以“仁義”代替用兵。他強調“兵以義動”（《三國志·武帝紀》），“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為贏得戰爭中的政治主動權，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為除暴亂維護漢室而舉義兵；為爭取人心，占領河北后免難民租賦，又發布抑豪強兼并令，以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著名謀士郭嘉頌揚他“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他認為經濟的好壞，關系著戰爭的成敗。軍隊無輜重、糧食、委積，“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的經驗，大興屯田，達到了足食強兵的目的。

治軍思想曹操拋棄儒家以禮治軍的原則，認為“禮不可治兵”（《孫子注》），強調“吾在軍中持法是也”（《曹操集·遺令》），注重以法治軍。他針對漢末政失于寬的狀況，“糾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三國志·郭嘉傳》裴松之注引《傅子》）。他“攬申、商之法術”（《三國志·武帝紀》），制定管理、訓練等軍事法規，如《軍令》、《步戰令》、《船戰令》、《論吏士行能令》、《敗軍抵罪令》等，以維護軍隊的統一指揮，強化軍隊的戰斗力。為保證法規的實行，主張嚴明賞罰，按法賞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告誡諸將“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三國志·武帝紀》）。強調“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同前）并“親巡將士，明勸賞罰”，在公開場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為貫徹以法治軍的思想，他特別注意軍中司法官吏的選拔，認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國志·武帝紀》）曹操選將用人，主張破格求實。認為“將賢則國安”（《孫子注》），“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因此，主張“舉賢勿拘德行”，“舉士勿廢偏短”（《三國志·武帝紀》），唯才是舉。他拔于禁、樂進等于行陣之間，擢張遼、張澳（根據歷史，估計是張合）、徐晃等于俘虜營內，他們后皆戰功卓著，成為名將。對有過失的“賢”才，往往任用如初。他還注意集眾人之智指導戰爭，在兗州、官渡、鄴城、當陽、渭南、襄樊之戰等重大戰事中，均聽取和采納將士的意見。為盡其才，他倡導廣開言路之風，征柳城烏桓得勝回師，還重賞曾勸阻他出征的人。

謀略思想曹操說：“欲攻敵，必先謀。”（《孫子注》）重視謀略是曹操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他所以能夠“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三國志·諸葛亮傳》）。他認為用兵“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孫子注》），從而將其謀略思想建立在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基礎之上，顯示出求實、尚變兩大特點。他推崇《孫子》，但要求諸將按他結合當時社會實際和實戰經驗編撰的新書指揮作戰。視善變為用兵核心，其行軍用師，“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強調“兵無常形”，“兵無常勢”，“兵之變化，固非一道”，只有靈活用兵，“以詭詐為道”，才能以變制勝。還說“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同前）。他認為，詭詐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對方的兵力部署、戰將強弱、地形險易、后勤保障等情況的前提下，進行全面綜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敵變化”、“盈縮隨敵”的策略。他尤重視奇正、虛實變化，要求以“至實擊至虛”。他的戰爭實踐也體現出這一點。如對吳、蜀作戰，或東攻西守，或東守西攻，皆依實際情況，將優勢兵力集中于一方，形成“至實”態勢。同時，常以分散、分化敵軍的策略，致其“至虛”，從而各個擊破。在中國軍事史上，他以“詭詐”著稱。

曹操的軍事思想深受歷代兵家和學者稱道。《三國志》作者評價曹操“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其《孫子注》，對后世兵學有深遠影響。但由于受歷史的局限，其軍事思想也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雜質，雖以刑撥亂的成效顯著，但有時強調刑罰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