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們都非常重視野生動物的保護，而且有獨到和成熟的經驗、做法。我們不妨來看看，在古代，人們都是怎么做的。

最早的野生動物保護機構和法令

早在幾千年前的五帝時代，就非常重視野生動物保護。當時管理山澤鳥獸的官員被稱為“虞”。大禹治水時，舜帝同時派益為“虞”。現在看來，“虞”應該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態保護機構和官職，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態保護官員。

后來，在儒家經典著作《周禮》中，詳細地記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澤官員的建制、名稱、編制及職責等。周代設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員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他分管農、林、牧、漁等生產部門。而下屬山、林、川、澤的官吏分別稱為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澤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類機構，及員工的數目編制。可見當時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機構是相當健全的，其職責也很明確。周以后的朝代多數也設置了虞、衡等機構來管理山林川澤等，以保護環境和野生動物。其中專管禁獵政令的職務叫“跡人”，由“跡人”設立界限、禁令，派人守護。凡田獵者都必須聽從“跡人”的命令。規定禁止捕殺幼獸，摘取鳥卵及使用有毒的箭射殺禽獸。

那時，環境和野生動物保護法令也有了雛形。公元前11世紀，西周頒布的《伐崇令》說：“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勿赦。”違者受到的懲罰很嚴厲。春秋時，齊國規定山林水澤按時封禁和開放。《管子·地數》載：“茍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可見其對于違反保護規定處罰更是殘酷。《呂氏春秋·士容論·上農》中也記載，當時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禁令規定在生物繁育時期，不準砍伐山中樹木，不準在澤中割草燒灰，不準用網具捕捉鳥獸，不準用網下水捕魚等等。這些機構的設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為后來各個時期的野生動物保護奠定了基礎。

春秋時期，人們對于生物多樣性和野生動物的保護有了較深的認識，人們參與保護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日益高漲，所以才發生了一個感人的故事。

在《國語·魯語上》記載了一個“里革斷罟匡君”的故事。說的是魯國宣公很愛玩，不顧時令，在夏天的時候，他帶人去泗水泛舟撒網捕魚。這事讓大夫里革知道了，里革不顧君主情面，將宣公的漁網割斷，扔到岸上，不僅如此，里革還對宣公講了古代保護野生動物的制度。他說：“古時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動物便開始活動，水虞這時才計劃用漁網、漁笱，捕歷史春秋網，捉龜鱉等，拿這些到寢廟里祭祀祖宗，同時這種辦法也在百姓中間施行，這是為了幫助散發地下的陽氣。當鳥獸開始孕育，魚鱉已經長大的時候，獸虞這時便禁止用網捕捉鳥獸，只準刺取魚鱉，并把它們制成夏天吃的魚干，這是為了幫助鳥獸生長。當鳥獸已經長大，魚鱉開始孕育的時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漁網捕捉魚鱉，只準設下陷阱捕獸，用來供應宗廟和庖廚的需要，這是為了儲存物產，以備享用。而且，到山上不能砍伐新生的樹枝，在水邊也不能割取幼嫩的草木，捕魚時禁止捕小魚，捕獸時要留下小獸，捕鳥時要保護雛鳥和鳥卵，捕蟲時要避免傷害螞蟻和蝗蟲的幼蟲，這是為了使萬物繁殖生長。這是古人的教導。現在正當魚類孕育的時候，你卻不讓它長大，還下網捕捉，真是貪心不足啊！”

你還別說，魯宣公聽了之后，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認為里革是為了幫助自己改正錯誤，要把這個破網保存起來，作為教訓，時刻警醒自己。由此可見。春秋時期保護野生動物的法則早已盡人皆知。正因為大臣都敢管違反禁令的國君，國君也能承認錯誤，野保行動才獲得成功。

到了秦漢時期，法令不斷完善，對于進一步保護野生動物起到了較好的作用。秦代雖然不像周代那樣設有專門的生態保護機構，但是也有了一些較為詳盡的涉及環境和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而秦代又以“嚴刑峻法”著稱，讓保護作用更具剛性。在《秦律十八種》中有一部《田律》，雖然主要講的是農業生產方面的法律，但是其中一系列規定是與環境保護有關的，特別是與野生動物保護有關。其中規定：春天二月，不準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準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準燒草做肥料，不準采取剛發芽的植物，或捉幼蟲、鳥卵和幼鳥，不準設置捕捉鳥獸的陷阱和網罟，到七月解除禁令。《田律》中保護的對象包括樹木、植被、水道、鳥獸、魚鱉等，并對捕殺、采集的時間和方法也做了具體規定；對違反規定者還明確了如何甄別情況進行處理的辦法，體現了法律易于執行的特點。因此可以說，《田律》是我國最早的生態環境保護法。

在漢代，山林池澤等國家自然資源是受到政府保護的，平時嚴禁隨意采伐，只有遇到大的自然災害，才由皇帝下令開禁，以使百姓獲得救災活命的物資。所以漢代自然資源和野生動物保護得非常好。漢代還有專門的關于野生動物的保護法令。據《漢書·宣帝紀》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通過這條法令可以看出，當時對于大批遷徙的五色鳥，不準壞鳥巢、掏鳥蛋，甚至飛石打鳥，規定得十分明確，便于執行。因此也可以說，這條法令是我國最早的保護鳥類的法令。由于漢政府保護得當，到了第二年春，大批鳥類又一次云集都城。

唐宋時期，對于野生動物的認識和保護不斷深入，尤其是宋代曾有一條法令執行了200多年，可見野生動物保護深入人心。

在唐代，出了一個著名的公主，她是因為穿了百鳥裙而躥紅的，因此她應該是史上最不保護野生動物的范例。她就是唐中宗在位時的安樂公主。她愛穿百色鳥毛織成的裙子，而且在當時引領時尚，一時眾人紛紛效仿，各種珍禽飛鳥被捕捉殆盡。據《舊唐書·五行志》載：“(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色鳥毛，正看為一色，旁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百鳥之狀，并在裙中。自安樂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采之殆盡。”好一個采捕殆盡，“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奢靡之風已危及禽獸安全！到了唐玄宗即位后，他接受了宰相姚崇、宋璟禁奢靡的意見，于開元二年(714年)七月下了《禁珠玉錦繡敕》，并對一些奇裝異服采取措施，能染色的，“聽染為皂”，無益于時的，“并焚與殿前，用絕競爭”。而對于違者“決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悉停”。從此采捕百色鳥獸之風漸息。可見社會風尚淳樸，才是野生動物之福。

宋代十分重視生態保護，專門在工部下設虞部，掌管山澤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達了《禁采捕詔》：“王者稽古臨民，順時布政，屬陽春在候，品匯咸亨，鳥獸蟲魚，俾各安于物性，罝罘羅網，宜不出國門，庶無胎卵之傷，用助陰陽之氣，其禁民無得采捕魚蟲，彈射飛鳥。仍永為定式，每歲有司申明之。”這個禁令是禁止在鳥獸魚蟲的繁殖、生長期采捕的，不僅要求明確，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續性，強調此令固定下來，每年都要重申發布予以執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又頒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詔》，其中規定“禁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捕獵及敕竿挾彈，探巢摘卵”，并要求“州縣吏嚴飭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縣于要害處粉壁，揭詔書示之”。這一詔書在前面的基礎上，更要求基層官吏主動抓捕違禁者，并寫在墻上擴大宣傳，影響民眾，自覺保護野生動物。徐松《宋會要輯稿》載，到了南宋高宗時期，他仍然記得這一詔令，他說：“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斷春夏捕雛卵等榜文，訓飭丁寧，唯恐不至。”并說，“今付三省可申嚴法禁行。”可見一條法令，被延續了200多年，表明了大宋的野保決心和力度。后來大宋王朝還出臺了禁捕青蛙、禁食重點保護鳥獸、禁止以鳥羽、獸皮為服飾等法令。

在封建社會，王朝統治者們的奢侈與愛好，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或者破壞起著重大的作用，即所謂上行下效。

明清時期，也有部分統治者身體力行，高度重視野生動物保護，尤其從自身做起，示范天下。《明史·食貨志》載：“明初，上供簡省。郡縣供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為勞民，卻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貍，帝斥之曰：‘小人不達政大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失大信耶！’”由此可見，玉面貍是當時供皇宮饌食用的一種野生動物。玉面貍在當時也屬珍稀野生動物，如果皇帝帶頭食用，還不帶動全社會的跟風！明仁宗皇帝這一斥不知救了多少玉面貍的性命。還有記載，明弘治年間(1488年-1505年)，多次放生野生虎、貓、鷹、山猴、鴿等，并禁止各屬國進獻珍禽異獸。

清代皇帝也有一些保護野生動物等的詔書與禁令。順治皇帝聽說廣東采珠之風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順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712年)五月，免去向皇宮供鷹的指標。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清實錄》記載的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別是廣東進貢到宮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對于濫殺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頗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諭旨大學士等：“朕與一切器具，但取樸素實用，不尚華麗工巧，屢降諭旨甚明。從前廣東曾進象牙蓆，朕甚不取，以為不過偶然之進獻，未降諭旨切戒，今者獻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編織為器，或如團扇之類，具體尚小。今制為座蓆。則取材甚多，倍費人工，開奢靡之端矣。等傳諭廣東督撫，若廣東工匠為此，則禁其勿得再制。若從海洋而來，從此屏棄勿買，則制造之風，自然止息矣。”這道諭旨表達了雍正對野生動物的仁愛之心，同時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