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劉宋政權的建立者，宋武帝劉裕其實算得上是一位開明之君。他吸取前朝士族亂政的教訓，抑制兼并，整頓吏治，重用寒士，廢除苛法。可以說，所謂“定亂代興”，是史學家對他最為中肯的評價。

但可惜的是，因為他對待東晉皇室血腥的屠殺政策，這位開國之主的歷史形象，也不免蒙上一層陰影。那么，劉裕到底為何會這么做呢？

事實上，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了解的一點是，對前代皇族尤其是男性皇族子弟斬草除根，其實本就是新興政權最為常見的處理手段，簡稱“基操勿六”。

而我們之所以會對劉裕大肆殺戮司馬氏感到介懷，是因為劉裕的幾位前任的“反常規操作”。

在討論古代朝代更迭時，有一個詞匯經常出現，那就是“禪讓”，從表面上來看，這種制度或現象體現了一種極為開明和超前的制度理念。

比如上古時期的堯舜禹，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許多讀書人心中，禪讓可以說體現了一種近乎完美的政治道德。但現實世界往往不會如書生們描繪的理想世界那么完美。

先不說尚無信史可考的上古時代，就是清代乾隆皇帝禪讓嘉慶，這種父子間的繼承，就充滿了各種狗屁倒灶和盤扯不清的糊涂賬。而那些異姓之間的禪讓，就更是一地雞毛。

比如曹魏代漢、司馬篡魏，都曾經高舉“禪讓”大旗。但實際上，無論是曹丕還是司馬炎，都只是將這種禪讓當做一場政治秀，用來減少心向前朝者的抵抗意志。

唯一值得夸耀的是，在這兩次政治秀結束后，作為工具人的前朝皇帝和他們的親族，大都還能體體面面的安然收場，得到難得的善終，甚至物質待遇方面還挺不錯。

漢獻帝劉協，在退位后被封為山陽縣公，不僅得以保留天子儀仗，他的兩個女兒還嫁給了曹丕為妃。而曹魏末代帝王曹奐，退位后同樣被允許繼續“使天子旌旗，行曹魏正朔”，他的封地陳留國還歷經兩晉、劉宋，南齊共二百余年。

可以說，在眾多末代帝王中，這兩人的結局都算得上幸運。但事情的殘酷之處在于，這兩人能夠保留下性命，卻只是歷史中罕有的特例。

掌握東晉軍政大權后，劉裕并沒有將這種“好傳統”發揚下去的打算。相反，他選擇了更加直接和血腥的手段來處理這些前朝的遺留問題。他先是縊殺了自己的老領導晉安帝，幾年后，又將已然退位給他的司馬德文處死。

相傳，在派侍衛直接下手之前，他曾經派手下大臣偷偷毒殺司馬德文，而這位大臣卻因為心向前朝，不忍毒害故主而選擇自盡。也正是因為這一事件刺激到劉裕，讓他感到司馬氏依舊死而不僵，這才大開殺戒，血洗司馬一族。

這則并不記錄于正史的記載，可能正是事情的真相——劉裕之所以要覆滅司馬氏，是因為司馬氏的影響力要遠超前面我們所提及的兩位末代帝王。

還是以魏文帝代漢為例子，當時的曹丕雖然并未稱帝，但是從漢獻帝到許昌至此已經有二十余年，董承、孔融、伏完，這些曾經依附或者心向獻帝的士族大臣，都已經被曹操和曹丕篩了又篩，殺了又殺。

到了此時，朝中大臣已經基本成為曹家的一言堂。位列三公的賈詡、華歆、王朗，均為寒門或低等士族出身，在士族觀念深厚的三國時期，他們幾乎沒有可能身居高位，可以說正是曹氏在戰爭年代破格啟用，這些人才有飛黃騰達的可能。

而在外統兵的大將，如夏侯楙、夏侯尚，從姓氏可以看出，也都與曹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種情況下，漢獻帝即使是祖龍重生，漢武再世，也沒有絲毫破局的可能。正因如此，在一切塵埃落定后，曹丕自然愿意給予漢獻帝以“勝利者的寬容”。

相比之下，劉裕當時所處的情況，就更加復雜了。

劉宋政權并不是一個大一統的政權，在它的北面，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長期虎視眈眈，那些并未歸順于他的司馬氏也在時刻準備北逃，希望借助北魏的鐵騎恢復司馬家的“舊日榮光”。

而他的內部同樣矛盾重重，試圖沖破士族枷鎖的寒門子弟與既得利益者們的沖突日益激烈——“馮藉世資，用相陵駕”，即使他有意利用兩股力量彼此制衡，也無濟于事。

高門子弟依靠門第出身，欺凌壓制低階士族和寒門子弟的情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就連劉裕這位開國之主，在發跡之前都曾經因為自己出身寒微而備受打壓。

在劉裕看來，那些高門大姓臣服于自己這個早年間“以賣履為業”的武夫，只是屠刀之下的無奈選擇，一旦司馬氏有所異動，這些異己者將會立刻成為自己所建立的王朝最大的隱患和威脅。

正是因為劉宋政權內外這些矛盾和沖突的存在，劉裕才會在自己年近花甲時重拾屠刀，殺害前朝故主，屠戮前朝宗室。他的所作所為無疑開了一個惡例，史學家胡三省曾評價說“自是之后，禪讓之君，罕得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