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中的“酒鬼”何監，騎著一頭白驢就進了靖安司，一出場就畫風閃亮，胯下的坐騎則為他加分不少。

白驢并不常見，所以騎白驢進衙署很拉風。

事實上，在古詩里，騎白驢的不是山人就是神仙！

“山客狂來跨白驢，袖中遺卻潁陽書”，這是王建《送山人二首》中的兩句，詩中的山人，看上去就是何監的畫風。

騎驢看似一個文人行為，但其實，在唐朝，騎不騎驢卻是一個學問。

事實上，在唐朝，驢是可以有編制的，打球是能騎驢的，有驢是可以跑的士的，亂騎馬不騎驢是要官司的……

在唐朝，一條驢的故事很多！

事實上，不止是何監騎驢，在《全唐詩》里，到處都是騎驢的詩人。

孟浩然時最雅的騎驢大師，他總是人見人愛，詩人唐彥謙曾經這樣回憶孟浩然：

郊外凌兢西復東，雪晴驢背興無窮。句搜明月梨花內，趣入春風柳絮中。

事實上，孟浩然甚至認為騎驢踏雪尋梅是他靈感的來源，《韻府群玉》記載：

孟浩然嘗于灞水，冒雪騎驢尋梅花，曰：“吾詩思在風雪中驢子背上。”

賈島在當時也以騎驢出名，而他騎驢琢句，沖撞了韓愈儀仗，甚至意外地成為網紅。“蹇驢放飽騎將出，秋卷裝成寄與誰？”這兩句是張籍寫給的詩。

和賈島齊名的另一個苦吟派詩人孟郊也騎驢，也許是賈島的驢給韓愈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韓愈為孟郊寫詩，特意提到他也騎驢：“騎驢到京國，欲和熏風琴”。

杜甫說他是老牌驢客，自嘲“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事實上，白居易沒驢騎還要去借驢，“日暮獨歸愁未盡，泥深同出借驢騎”。

孟浩然騎驢、賈島騎驢、孟郊騎驢、杜甫騎驢、白居易也騎驢……

這么多大師騎驢，看上去在唐朝不騎驢，都不好意說自己是詩人……

這么多著名詩人騎驢，看上去是很閃的時尚！但有沒有注意，這些騎驢詩人的社會地位？

事實上，賈島、孟郊、杜甫一生都在底層掙扎，孟浩然一生都沒有混到過編制，即使是白居易，他的騎驢歲月，也是在沒混好以前的往事。

突然發現，這些文學地位很高的騎驢詩人，在社會上基本上都沒混到多好。換句話說，他們騎驢多半是沒條件騎馬坐車后的選擇。

即使是《長安十二時辰》何監的原型，秘書監賀知章，在杜甫的《飲中八仙歌》里，其實也是在騎馬：“知章騎馬似行船”。

《舊唐書》記載，進士馮定騎驢拜訪老朋友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于頔，就被于頔的部下輕視，沒有得到及時的通報：

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于布衣間。后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

事實上，在現代，出門坐什么車代表個人地位，在唐朝，出門騎什么代表個人地位。

馮定的行為，基本上可以理解為開著五菱去看市長同學，想想也是他自己不對！

事實上，在唐朝，騎驢才是接地氣的人生。

這不僅是因為馬價昂貴，還因為大部分人甚至是沒有騎馬資格的。

事實上，“萬惡”的封建社會總是對土豪商人很不友好。《唐會要》里的騎馬禁令，首先提到的一條，是針對商人階層：“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馬”。

商人是有錢享受的一個階層，從《唐會要》可以看出，唐朝初期他們騎馬也相對普遍。但是很顯然，在乾豐二年以后，他們就只能騎驢了。

除商人外，布衣百姓，普通的僧人和道士也沒有取得騎馬“駕照”：

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最為僭越。請一切禁斷，庶人準此。師僧道士，除綱維及兩街大德，余并不得乘馬。

所以，《西游記》里唐僧可以騎馬，孫悟空們只能走路。唐僧是“兩街大德”之一，孫悟空武功再高，也只能算普通“師僧道士”。

事實上，孫悟空和老百姓也不要抱怨，事實上，在晚唐以后，哪怕你是唐朝進士，如果還沒有做官，也只能騎驢！

《太平廣記》記載，晚唐宦官專權，太監楊玄翼就很看不慣進士們騎馬，他下了禁馬令，結果科場中千人都換成了驢。進士們惹不起太監，于是他們只能寫詩自黑：

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袖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進士都要騎驢了，更何況那么多人還不是進士……

所以，岑參在《逢入京使》里說：“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是多么招恨的兩句！

如果換成杜甫來寫，他只能是寫“驢上相逢無紙筆”。

事實上，驢的功用從來不只是騎，常規的操作還有耕田和拉車。

但作為唐朝的驢，它們還可以成為“的士”，還可以參與打球，甚至還參加戰爭……

事實上，即使驢是平民交通工具，但仍有很多人家沒有養驢，他們需要用時，少不了雇一頭驢。

于是，在唐朝興起了租賃驢的事業，運營起來就像是今天的“的士”。

《太平廣記》里記載，城市里的府門口、市場都有“驢的”等客，需要雇“驢的”的人，就到這些地方去找。

而在城外，沿路的店家都附帶經營“驢的”，《通典》里記載了開元年間“驢的”的盛況：

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

“驛驢”跑起來有多牛，《冊府元龜》里說它“往來甚速，有同驛騎”，說明這種交通方式在當時還是很受歡迎的。

在唐代，甚至有長途“驢的”，顧客交了押金后，就可以長期賃驢。

在敦煌文書中發現了顧客和驢主簽好的雇驢契約，契約上有：雇驢時間，驢主姓名，雇驢原因、目的地，以及驢的性別、年齡、身體狀況，并且寫明驢走失或者損傷以后的解決辦法。

這么完備的“驢的”運營體系，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他是唐朝共享經濟。

事實上，在唐朝的驢，還進入了“體委”系統。

眾所周知唐人愛玩，貴族們打獵、射箭，還打馬球。而眾多人民群眾以及婦女，則打驢球。在唐朝，騎驢打球有一個專業術語，叫“驢鞠”。

歷史記載，黔南觀察使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豆脫杖捷如膠焉”。劍南節度使郭英乂在四川其間，大力發展女子體育運動，《舊唐書》說他：“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球，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

事實上，二貨青年歡樂多，唐朝后期的節度使和觀察使階層大都出身草根階層，熱愛“驢鞠”運動，代表了崔承寵、郭英乂們貼近大眾的品位。

小皇帝唐敬宗好打馬球，但也看“驢鞠”，《新唐書》專門記載他“觀驢鞠、角牴于三殿”，以充分說明他的不務正業。

從歷史記載來看，參加“驢鞠”運動是要受“正人君子”們譴責的。

但這不代表驢的錯……

在唐朝，驢也是可以有編制的，而且還分“軍事編”和“政務編”。

事實上，軍馬往往直接參加戰斗，而軍驢更多的是完成后勤任務。

最重要的還是運送糧草輜重，唐高祖武德年間，幽州缺糧，羅藝“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余匹，請粟于開道”，可見當時軍隊大規模運糧是驢、馬并用。

而相對于馬，驢的性情更加溫和，行進步態更加平穩，因此它的優勢更多在于運送傷員。《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曾記載過這個制度：

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通前給驢二頭，傔二人，縛轝將行。

不能行走的傷員，撥一個差役陪護，并配給一頭驢騎用。重傷不能騎驢的戰士，撥二人陪護，并且配給兩頭驢拉車運送。

戰爭中傷員數量龐大，所以軍隊養驢規模也龐大。《通典》記載，唐朝軍隊每50人為一隊，每隊配驢六頭。

馬和驢在這里的重要區別就是：你馱著好人向前，我馱著傷員向后，雖然驢的方向不“進步”，但驢的作用更溫馨。

事實上，名將李靖對驢的使用，還有另外一個獨到的創新。

馬匹偷盜是困擾部隊的一個問題，因此上，他規定了“以驢繞馬放牧法”：

諸營各令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旗放驢。其馬中央放，驢令四面援馬放，其驢馬子并於驢群四面圍繞驢群，知更牧放。狂賊偷馬，例須奔走，驢群在外，驅趁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

李靖的方法，我們可以總結成：

馬群在中間，驢群繞四邊，有賊來偷馬，驢多跑不開。

事實上，古代名將不是只會用計打仗，管理軍隊同樣需要腦洞大開。

官府編制的驢，更多地用在驛站和馬坊。

經常看到影視劇驛站里六百里加急的馬，但事實上，驛站里有更多的驢。只是這些驢沒實力參加六百里加急，所以往往被忽視。

但你不能因此不重視驛站的驢，事實上，它們有其它的任務，《唐會要》里記載了一則利用驛驢向中央呈送官府文件的案例：

州司待納狀畢，以州印印狀尾，表縫相連，星夜送觀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專使勾當都封印，差官給驛遞驢送省。

注：文中出現“送省”，在唐代“省”指的是門下、中書、尚書三個中央機構。

往中央送文件，驛驢的運送作用不可謂不大。

事實上在唐朝，驛站里的馬，往往給高官使用，以及負責完成各種加急任務。

所以，馬看上去很累……

但驢也不輕松，唐朝法律規定：六品以下的官員，閑散官員，如果沒有加急任務，那是不能騎馬的。即使有緊急任務需要騎馬，完成任務回程，也是要騎驢的。

違反這些規定都是要吃虧的，所以最后都是苦了驢……

此外，官員家屬和物資需要遞送，也是要撥驢使用的，《唐六典》記載：

內外百官家口應合遞送者，皆給人力、車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車七乘，馬十匹，驢十五頭；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車五乘，馬六匹，驢十頭；三品手力二十人，車四乘，馬四匹，驢六頭；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車二乘，馬三匹，驢四頭；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車一乘，馬二匹，驢三頭；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車一乘，馬一匹，驢二頭。若別敕給遞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滿此數。無車牛處，以馬、驢代。)

有沒有發現馬和驢的數量對比？我們從中可以發現，驢的負擔有多重！驢總總是干活的主力！

寫到這里，我很想幫驢問一句：為什么干活的總是驢？

耕田拉車，運送傷員，參加運動會，陪詩人作詩，還要“跑的士”……

唐朝的驢不要太忙，似乎永遠不怕找不到工作。

我們如何評價一條唐朝的驢呢？

或許可以套用一句汪明荃唱的歌：萬水千山總是驢！

各位元芳們，看了這么多，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一條唐朝的驢呢？歡迎留言，一起探討！

李林甫《唐六典》、歐陽修等《新唐書》、劉昫等《舊唐書》、杜佑《通典》、彭定求等《全唐詩》、陰勁弦《韻府群玉》、蘇冕《唐會要》、陸龜蒙《冊府元龜》、李昉《太平廣記》、陳浪《論唐代驢的管理與使用》、張漢平《唐詩中的驢意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