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撫朱紈，服毒自殺了。

三年前，這名軍事才華出眾的帝國官員，被嘉靖皇帝任命為浙、閩兩省最高軍事指揮官，負責平息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

為官清正的朱紈，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種暗示。有人許他富貴，有人許他升官，朱紈不為所動，來了個釜底抽薪，“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把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壓得死死的。

當時整個帝國都知道，所謂的“倭亂”，絕大多數是亦商亦盜、以海外貿易為生的浙閩兩省人，只有極少數的日本浪人參與其中，而且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國大海商。

朱紈嚴格執行帝國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強硬的軍事措施，先后俘獲了當時最大的兩大海商集團頭目——許棟和李光頭。

朱紈在給朝廷報捷的奏疏中，指責浙閩兩省的世家大族與“倭寇”有勾結。

這項指控，相當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強家族中扔下一顆炸彈。

兩省的豪門大族，立馬動用各自的官場資源，對朱紈展開反擊。浙閩籍的朝廷言官紛紛彈劾朱紈，一方面說被俘的許棟、李光頭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賊黨，更不是倭寇，要求從輕發落；另一方面說朱紈污蔑浙閩士人，惑亂視聽，請求皇帝擼掉他的軍事權力。

結果是，朱紈下令對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盜”，處以死刑。

這一下，浙江、福建兩省士大夫十分驚恐，再次彈劾朱紈“擅殺”——帝制時代，生殺大權必須掌握在中央特別是皇帝的手里，朱紈擅自殺伐，給了別人彈劾他謊報軍功、僭越權力的理由。

轉瞬之間，“禁?！泵贾旒w，變成了帝國的待罪之徒。

他無限感慨地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絕望中，朱紈喝下毒藥自殺。臨死前，他頗為無奈：“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

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為官清正、能力很強的官員，在死守一條落后于時代的國家政策（海禁）時，連同自己的性命，也為時代所吞噬。

朱紈死后17年，1567年，隆慶皇帝即位后順應時勢，開放了海禁。由此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最顯著的一點是，世界上的白銀，終于源源不斷、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國。

從此時起，到帝國覆滅，大約77年間，大明王朝迎來了它的“白銀時代”。

一個帝國，生死系于白銀。

1542年，從日本駛向中國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獲，船上滿載白銀3000公斤。當時，在海上從事中日貿易的這樣的商船，大約有10—20艘，進口到中國的白銀不少于20000公斤。

而這都屬于非法的走私貿易。

嘉靖時期，聲勢浩大的“倭亂”，很大一部分誘因，是由于日本發現了產量巨大的銀礦。來自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斷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銀”。

1544年，一艘中國商船在海上遭遇風暴，漂到朝鮮。朝鮮方面問船主，為何事而來。船主回答說：“以貿銀事往日本，為風所漂而至此。”

這說明，中國商人以獲取白銀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貿易，已經開始了。

根據歷史學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間，平均每年有75噸白銀從日本流入中國，總計有7500噸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這僅僅是白銀進入中國的一個來源。

白銀的另一個來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繼在波托西（今屬玻利維亞）和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發現特大型銀礦。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銀，通過國際貿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盜掠奪以及戰爭賠款等多種渠道，源源不斷地注入西班牙和歐洲其他主要國家。

但是，流入歐洲的美洲白銀，最終，大部分都被裝運到了中國，用于購買中國產品。

其中一條路線是：西班牙著名的“無敵艦隊”裝載白銀，自墨西哥、巴拿馬和秘魯等地出發，經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繞過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果阿港。沿途有買有賣，有裝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載來自地中海和中近東市場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銀，再經馬六甲運至澳門。然后由葡萄牙人用這些白銀購買日本、印度、中東、近東、中歐和西歐各地市場所需的大宗中國貨物。

僅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運至澳門的白銀，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慶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銀直接航越太平洋，運到馬尼拉，再經過貿易轉至中國，這就是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這條路線，成為明朝晚期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渠道。

一項數據研究顯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間，通過美洲—菲律賓—中國這條路線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達到4620噸。

數據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內的世界白銀產量，占總額的1/3至1/2最終都流入了中國。

明朝中國因此被形容為世界白銀的“吸泵”，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的白銀。

沒辦法，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太強了，天下無敵。當時，整個世界都受益于中國輸出的物美價廉的商品，茶葉、瓷器、絲綢、棉布、藥材等等。而站在中國，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夠售予中國的貨物，卻非常有限，這就逼迫他們只能用白銀貨幣來跟中國做生意。史載，當時的外國商船來中國貿易，“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

難怪后來的清朝皇帝會習慣性地聲稱“天朝上國，啥都不缺”，這是中國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維持大幅度貿易順差的思維慣性使然吧。

說個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禎十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達中國，英國人很興奮，以為從此可以狠狠賺中國人的錢了。結果，他們連一件英國貨都賣不出去，只是拋出了8萬枚西班牙銀元，滿載中國貨而歸。

明朝對洋貨沒興趣，但為何對洋元（白銀）這么有興趣呢？

在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之前，明朝法定的貨幣，已經崩潰了。

明朝建國后，最初的法定貨幣，也是唯一的法定貨幣是銅錢。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發行“大明通行寶鈔”，開始了明朝的紙幣時代。

為什么要改銅錢為紙幣？

明朝的官方說法有三點：

一是如果用銅錢鑄幣，由于銅礦缺乏，民間不得不以銅器上繳國家，這是勞民傷財；

二是當時民間已經出現了盜鑄銅錢的現象，擾亂國家貨幣秩序；

三是銅錢分量重，長距離交易、攜帶和運輸，遠遠不如紙幣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發行紙幣，竟然沒有準備金的概念。

有多少儲量的銅錢，就發行相應數值的紙幣用于兌付，這在當代是一個基本的金融常識。而在當時，包括最早發行紙幣的宋、元兩代，基本都沒有準備金的理念，想著用紙一印錢財就滾滾來。元朝的崩潰，一大原因就是濫發紙幣引發通貨膨脹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著學宋元兩代印錢，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從未想過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難想象，大明寶鈔從面世之日起就開始貶值。

大明通行寶鈔

由于發生不可控的貶值，朝廷就加大發行量，從而造成更迅速的貶值，這是一個無解的惡性循環。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寶鈔僅僅發行了15年，鈔值已經貶到官方定價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寶鈔發行60年之時，寶鈔對白銀的市場比價，降到了1000貫抵1兩（官方定價是1貫抵1兩）。也就是說，明朝的法定貨幣在60年間，貶值千倍，形同廢紙。戶部經過調查后表示，民間交易，只用金銀，寶鈔沒人用。

面對大明寶鈔剎不住車的貶值，朝廷的應對也很奇葩：一開始是用權力，禁止民間使用銅錢、金銀交易，后來想到要回籠舊鈔，但回籠過程還想著以新鈔來搜刮社會上的白銀，導致徹底失敗。

直到大明寶鈔發行大約100年的時候，即正統至成化年間，寶鈔在民間流通中徹底絕跡。這個時間點，跟元朝的壽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沒有因此滅亡，只是多虧了朝廷的變通。

從正統到成化年間，朝廷逐步放開“銀禁”，“朝野率皆用銀”，相當于政府被逼放棄了已經崩潰的法定貨幣，重新錨定了具有硬通貨性質的白銀，從而拯救了明朝的經濟體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賦稅幾乎都是通過白銀收取，甚至國家的各項財政支出，包括軍餉、工程營建、政府采購等，也都用白銀。

這說明，在1560年代左右，雖然朝廷仍未承認白銀是法定貨幣，但在現實中，白銀已是整個帝國的第一貨幣。

白銀一旦成為明朝的首要貨幣，它的產量就變得至關重要，重要到可以影響帝國安危。但是，中國本土的白銀產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廣西、云南等地加大開采力度，所產仍然遠遠不足以應付整個社會的貨幣需求。

救命稻草來自于我前文所說的海外白銀，包括日本產和美洲產白銀。

這里有一個非常巧合的時間節點：當明朝需要大量白銀的時候，日本和美洲的銀礦剛好被發現了，大航海時代也剛好來臨了。

嘉靖時期雖然厲行海禁，其實對走私貿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國制造換取世界白銀。而且，浙、閩兩省人從這種海外貿易中獲利甚巨，從大海商、大海盜、地方豪強富戶，到朝中士大夫、官員，形成強大的利益共同體。

但也正是在嘉靖時期，海上走私貿易的問題，以“倭亂”之名被當成政治問題提了出來。

從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紈受命巡撫浙閩開始，明朝對之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走私貿易進行收緊。無論是朱紈處死大海商許棟、李光頭，告發浙閩士大夫勾結“倭寇”，還是后來胡宗憲誘捕縱橫東南海域、在日本叱咤風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趨嚴的表現。

然而，這是一把雙刃劍。嚴禁海外貿易，相當于切斷了白銀輸入的路徑，引起浙閩兩省的內部反抗不說，光是對于明朝貨幣的供給而言，就已經造成了白銀緊缺的惡果。

所以，1567年，隆慶皇帝上臺后，帝國已經有撐不住的跡象，趕緊開放了“海禁”和“銀禁”，以寬松的政策，促進白銀流入。巨量的白銀，最終緩解了明朝的經濟窘迫，并促成了后來張居正的改革，增強了朝廷的財政實力，使其能夠為之后的“萬歷三大征”買單。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沒有隆慶開關，繼續執行嚴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撐到17世紀，真的很難講。

可以說，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銀給的。

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明朝續命依靠白銀，明朝的死，最終也因白銀而起。

稍微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一個很著名的論斷：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資本主義萌芽，正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和進口催生出來的。

白銀類似于當代的外匯，為了換取外匯，明朝發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經濟，促進整個社會向著專業化、商業化，甚至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特別是江南地區，隨著國內外對絲織品、棉布的需求，越來越多的土地從糧食作物改種桑麻等經濟作物，越來越多的人改行進入到紡織生產和貿易行業。這些地方的人民得風氣之先，游走在海外貿易的灰色地帶，賺得盆滿缽滿，成為最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

傳統理解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江南、東南沿海地區被沖擊得七零八落。

白銀大量進入中國社會，財富暴漲，也改變了當時人的金錢觀念、消費觀念以及社會關系。

我們熟知的，《金瓶梅》等情色小說在晚明的泛濫與暢銷，正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閱讀情趣的產物。這引起了一些觀念保守者的警惕，他們認為，拜金主義、奢靡消費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現，而歸根結底是整個社會對白銀的渴望引起的。他們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種純粹的自然經濟時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真正的隱憂，并不在于白銀引起的商業發展和風氣演變，而在于國家徹底失去了貨幣的控制權。

早在弘治時期（1488—1505），戶部尚書丘濬就從明朝的統治需要出發，主張應該由君主壟斷貨幣權，如果朝廷放棄貨幣鑄造權，就會造成社會混亂。

我在前面說過，明朝的法定貨幣大明寶鈔，因為無限制發行而崩潰，白銀于是取代大明寶鈔成為國家的主要貨幣。但由于中國自產白銀十分有限，明朝政府無法行使白銀鑄幣和發行權。雖然很長時期內朝廷并未承認白銀的法幣地位，但實際上，國家已經默認了白銀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政府手里又沒有白銀貨幣，大量的進口白銀貨幣由外貿巨商掌握，這相當于國家把金融命脈委之于商人。

以丘濬為代表的一些官員，預見到國家壟斷貨幣權的歷史，在明朝中后期結束了。國家權力，將被極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政府一步步向操控了進口貨幣的商人妥協，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條鞭法”，就是帝國內部，政府與商人、社會相互博弈的產物。張居正曾說，“一條鞭法”乃“勢所必然，勢所必行”。順應了白銀貨幣化的趨勢，明朝國家財政收入，在“一條鞭法”全面實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從國庫一年收入200萬兩白銀，飆升到400萬兩左右。

然而，一場巨大的危機悄悄降臨。

關于明朝覆滅的原因分析，我們已經寫過很多，比如氣候因素、自然災害、民變頻發、滿洲崛起、朝廷黨爭，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錯了方向等等。應該說，任何朝代的淪喪，都是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白銀，也參與了埋葬明朝的整個過程。

雖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終抗拒海外貿易，不到絕路不會開放海禁（隆慶開關），但事實上，基于白銀這種介質，明朝在15世紀末以后的大航海時代中，扮演了世界經貿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學者指出，在“絲（絲綢）銀（白銀）對流”的貿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國為中心的南海經濟共同體。

明朝由此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中，與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西班牙等國家重商主義盛行，開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銀外流。中國商船原來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馬尼拉，到1629年，僅剩下6艘。貿易萎縮，輸入中國的白銀銳減。

1634年，西班牙頒布了緊急限制貿易的征稅令。

1639年，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殺。

1640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

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印度果阿港與澳門的貿易線也被切斷。

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急劇下降。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崇禎時期。

朝廷早已喪失貨幣控制權，常年對后金、對內亂的戰爭都需要巨額財政，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世界卻不太平，經濟危機來襲，白銀輸入的通道幾乎都斷了。這就是崇禎統治時期，朝廷一直處于缺錢狀態的深層原因。崇禎朝的悲劇，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應對辦法，是加稅。從1618年至1636年，18年間，連續七次增稅以應付滿洲人的入侵和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這些新增的稅收，從社會中抽取了大量白銀，讓處于經濟衰退期和自然災害頻發期的整個社會雪上加霜。由此觸發更多的民變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環。

帝國的貪官和巨商，原來就有窖藏白銀的習慣，巨額白銀被藏入地窖，退出流通領域，如同進入黑洞。如今，白銀緊缺，民間惶恐，也紛紛窖藏白銀自保。結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銀少了，另一方面國內流通的白銀也少了，造成了嚴重的銀荒。

1642年，崇禎要求戶部發行5000萬貫紙鈔，每貫兌換白銀0.97兩。這是想赤裸裸地從老百姓手上搶劫白銀，時人評論說，“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

1643年，安徽桐城人蔣臣赴京出任戶部主事。他經歷過家鄉民變，在日記中說，如今天赤如血，流民萬里，無外乎就是貧戶去搶富戶的白銀罷了。

一年后，明朝覆滅。死因之一，被診斷為“白銀中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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