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到魏末晉初，那么有一對父女就不得不好好的說道說道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賈充和賈南風父女。前者加速了讓司馬昭在禪代之路上沾滿了鮮血；后者則讓承平日久的西晉再一次走向了滅亡。

賈南風的名聲暫且先不提，而賈充在歷史上的名聲如此之臭，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其“弒君”的惡行：自西漢董仲舒提出“君權神授”以來，君主的威嚴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儒家作為社會主流之思想更是明確了忠君之思想，而賈充此舉無疑是讓君權的神圣受到了挑戰，導致眾多士人對司馬氏繼位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盡管在此之后司馬氏為重振朝綱做出了諸多努力，卻始終無法凝聚人心，也造就了西晉一朝的動蕩。所以自西晉至南北朝乃至后世，賈充一直是反面教材，蕭道成想要效仿司馬氏之時，沈攸之就有“吾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飽受質疑的人，在魏末晉初有著無與倫比的政治地位，其掌控尚書臺達十七年，掌握京師兵權也有十余年，那么其又是如何獲得司馬氏父子之信任的？

甘露之變，賈充的崛起之路

公元258年三月，歷經七、八年的“淮南三叛”終于徹底被解決了。淮南三叛的失敗意味著從此以后曹氏再無翻盤之可能，司馬氏離禪代真的就差一步之遙了。

不過忠于曹魏的力量的確是徹底清除了，對于司馬昭來說其實還有一個最大的絆腳石，那就是名義上為皇帝實際則是傀儡的曹髦。當初司馬氏冊立他為皇帝只不過是便于他們行禪代之事，然而后面曹髦的一系列舉動可以看出曹髦是不甘心當一個傀儡皇帝的：

在司馬師病逝，司馬昭接過權力交接棒之時，曹髦為了奪回最高權力向司馬氏發起了挑戰，可以看作是其挑戰司馬氏的一次嘗試。

繼位之后勤政好學，沒有明顯的過失，甚至還頗具聲望，這就注定了其不能像曹芳一樣輕易地廢黜。

曹髦的不配合導致司馬氏雖然肅清了曹氏在朝野之間的力量，卻始終無法行禪代之舉，因而淮南三叛平定后曹魏朝堂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涌動。

而幫助司馬昭鏟除這最大障礙的正是賈充在甘露之變中的舉動，賈充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弒君在當時乃至后世的影響極其惡劣，以致于陳泰提出“誅賈充以謝天下”。

不過司馬昭最后僅僅是讓成濟當這個替罪羊，而作為元兇的賈充自此以后則是高官厚祿許之。那么是什么理由讓司馬昭非要保下賈充之性命，僅僅殺成濟敷衍了事呢？

禪代之路上最大的絆腳石已經被清除，雖然一時間朝野非議頗多，不過晉代魏也只是時間問題。

某種程度上來說，賈充弒君是做了司馬昭想做又不敢做的事，甚至后世有人看來殺曹髦本就是司馬昭的意思，而賈充只不過是替司馬昭背了這個鍋，承擔罵名而已。

賈充冒天下之大不韙弒君之后以為朝野上下清議所不容，故而只能死心塌地效忠司馬氏，綁在司馬氏的戰車之上，否則天下將再無賈充容身之處。

賈充的付出也由此得到了司馬氏的高回報，奠定了賈充在晉代魏功臣集團之中的核心地位，其權勢遠高于其他元勛貴戚，史稱“深見寵異，祿賜常優于群官”，甚至功臣集團之中的元老級人物何曾都不得不攀附賈充。

賈充和司馬炎：儲君之爭，賈充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甘露之變后，賈充的職位沒有得到升遷，一方面當時牽扯實在太廣，迫于當時的輿論壓力；另一方面賈充當時擔任的中領軍一職極其重要，而司馬昭則需要親信來把持這一重要職位。對此兩人都是心照不宣的，而經過甘露之變后，賈充一躍成為司馬昭核心集團之中的第一人，對賈充加倍信任。

然而就在咸熙二年，司馬昭突然身患重病，司馬昭已經為嬗代鋪好了路，不過此時的他是無命享受這個了，在他生命的最后關頭，他所考慮的只有一件事，即這權力的指揮棒該有誰繼續接任下去。

司馬昭的位置本身是從他哥哥司馬師這接過來的，由于司馬師無子，故過繼了司馬昭的次子司馬攸為肆，就是后來的齊獻王。

從情理上司馬昭此時應該將儲君之位傳給名義上是自己兒子，其實是自己兒子的司馬攸，讓司馬攸可以延續哥哥的香火；可從法理上來說，按照當時立嫡立長的宗法制度，司馬炎是長子，司馬攸是次子，再怎么樣也輪不到他。

當然在這些問題上當時許許多多的大臣還得屬意司馬炎即后來的晉武帝，因為這牽扯到一個廢長立幼之問題。無論是當時名滿天下的名士山濤還是何曾等人雖然此前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可兩方勢力在這件事情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不過真正讓司馬昭下定決心立司馬炎為儲君的還是賈充，可見賈充在司馬昭這邊的特殊地位，而賈充給出的理由則是兩點：

司馬炎是長子，在宗法制度下的古代這是其無可比擬之優勢，立其為長子不會擾亂社會秩序。

司馬炎本身較為寬仁，司馬家在嬗代之路上已經流了太多的血，需要一個較為寬仁的儲君。

《晉書.賈充傳》：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

正是賈充的話語權讓司馬昭下定了決心為司馬炎繼位起了關鍵作用再加上他此前在甘露之變之中的特殊功勞，也由此奠定了賈充在魏晉變革之際的特殊的政治地位。

賈充和晉初黨爭

世入西晉，佐命功臣的賈充在其政治路途之中并非是一帆風順的，他此前所作所為頗受人非議，因而這一時期的他與朝臣之間的矛盾層出不窮，這一切我們都可以歸類為晉初黨爭：

基于利益之爭而產生的沖突

這一類政敵包括羊祜、裴秀、杜預等人，他們同賈充一樣，與司馬氏有較深的淵源，同為晉武帝的佐命之臣，賈充與他們的矛盾更多的則是利益上的沖突。

就拿伐吳之戰來說吧，是其矛盾爆發的一次典型的體現，當羊祜上疏伐吳之時，當時的朝野輿論幾乎一面倒的反對伐吳，而支持者僅僅只有杜預、張華等少數人群，就如同當年司馬昭伐蜀之戰一般。

而賈充等人的反對伐吳主要是基于其對既得政治利益的維護，伐吳一旦成功意味著全國將重新歸于一統，政治意義極其巨大，而這無疑會對賈充所擁有的權勢造成潛在威脅，故對于主張伐吳的羊祜、杜預、張華等人，賈充竭力反對。故與其說賈充生反對伐吳，倒不如反對的是羊祜等人在伐吳成功之后執掌中樞對其現有的地位乃至后人的利益造成極其大的損害。

然而因為這一波人物都處于權力的最高層，他們之間的斗爭并不會在表面上表現出來，雙方都是身居要職的掌權者，一旦沖突表面化，將會產生難以預計的影響，甚至可能打破各方的政治平衡。

基于道德立場而產生的沖突

這一類代表主要為庾純、任愷等人，這些人具有很鮮明的特點，他們大多具有較為濃厚的儒學色彩，而其中庾春就出身于儒學世家，此外與司馬氏的淵源也不甚深，且沒有實際參與魏晉禪代。故對賈充一系列的行徑極為不齒，他們與賈充的沖突更多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之上的沖突。

就比如庾純在酒席上的那句“高貴鄉公何在？”，從當時的職務時來看，庾純當時只不過為河南尹，而賈充則任司空、侍中、尚書令等值，兩人的職位相比較來看就不是一個等級的，故說兩人在政治上有沖突明顯不對稱的。庾純當時的地位遠遠不能威脅賈充，而賈充也不會把一個河南尹給放在眼里，所以兩人之間不會有現實的利害沖突。庾純的“高貴鄉公何在？”更多是基于道德制高點來譴責賈充的弒君惡行。

從上述事例不難看出，這種類型的沖突主要源于清流士大夫對賈充個人品質的厭惡。然而這一波清流大夫沒有處于權力高層，并不知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道理，因而容易將沖突表面化，庾純酒間的那番話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主要原因就是已經否認了司馬氏繼承曹魏政權的合法性，故司馬炎后來為了肅清影響，將任愷、庾純等人予以貶斥來肅清影響。

后續

賈充的一切是司馬家賦予的，因為其總能在大事上與司馬家保持一致，然而相對的一旦賈充不能和司馬家保持一致，那么帝王就會毫不留情的將其打壓，這咸寧之間晉武帝對其打壓就可以看出；

賈充在立儲之事上不能站在晉武帝這邊即毫不猶豫的支持太子，晉武帝一點情面都不講立馬剝奪了賈充的統兵之權。

在伐吳一事上，賈充屢次三番的阻撓伐吳，雖然擔任名義上的統帥，但他一貫反對伐吳，甚至滅吳在即還上表請求退師，伐吳成功實際是對賈充政治主張的否定。

太康三年，賈充病重去世，然而他長期身處朝廷中央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政治集團，這個政治集團在賈充死后和楊駿相勾結構陷了齊獻王司馬攸使其憂憤而死反而在此之后引起了渲染大波。

當然寫到這，筆者其實感覺賈充這個人真的是很令人矛盾的；

一方面他弒君之惡行引起了軒然大波從而朝野非議；然而另一方面其實晉代魏已經成趨勢，他的惡行天理難容卻也促使了統一。

他廣結黨羽打壓異己在當時形成了不好的影響，不過另一方面他卻也為國家推薦了不少人才，如鄧攸、和嶠、樂廣，他們其中有的人出身寒門，有的人精通儒學，其中和嶠更是與其政見不合，但是他卻盡心為國家推薦了這些人才，請恕筆者不能理解其究竟是為招攬人心還是真的為國家長遠打算。

他加劇了曹魏的滅亡，不過其修訂的《泰始律》則留下了一筆巨大的財富，晉律雖然近承魏律，遠宗漢律，但與漢魏律相比，其形式、內容上都有重大發展，史稱晉律“蠲其苛穢，存其請約，事從中典，歸于益時”，而這部律法如同九品中正制一樣在魏晉南北朝影響四百年。